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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今天，我们研究地域文学，以籍贯为依据来考察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只不过是理论上假设籍贯与作家的文化教养、童年经历有关，或者说籍贯联系着作家的地域文化认同及对文学小传统的接受罢了。但这终究是不确定的、可质疑的、需要证实的，而流寓则是更真实的人地关系，流寓文学绝对是本地的文学，真实地联系着特定的自然风土及其所孕育的人文传统。

　　回顾近2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一个很显著的标志就是文化研究的趋向日益凸显，举凡文学与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举、地域、性别、家族、出版等关系的研究蔚然成风。其中，地域又是学界尤为关注的视角，与地域文学史或地方文化研究相关的地域文学研究，涌现出一批值得重视的成果。

　　由于我国山川广袤、国土辽阔，不同地域的风土特征和民俗文化千差万别，在历史上的开发和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于是，形成了区域文学各自的乡土特色和相互交流中文化势能的落差。迄今为止的地域文学研究，较多地着眼于区域性特征的发掘，而很少关注不同区域文学的比较乃至相互间特定的影响关系。究其原因，是在于对地域概念的理解较为机械，往往执著于籍贯，而忽视了文学家的流动。这使地域文学研究仅立足于作家占籍的考察，而未将作家的迁徙问题收入视野。

　　迁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自古以来，除了元嘉、天宝、靖康三次历史性的群体迁徙外，个人的迁徙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游宦，一是贬谪，古人总名之为流寓。有关贬谪文学的研究，以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为代表，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而此外与流寓相关的文学研究，相对还较薄弱，甚至对流寓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

　　流寓，即侨居于籍贯以外的地方，这应该是没什么歧义的。但今人的论著中有径将流寓等同于贬谪的观点，却让人难以苟同。“流寓”一词最早见于何书，不太清楚。宋代方志中已列有“流寓”一门，专收外籍寓居本地的人物；后代方志中尚有寓贤、流寓、侨寓、游寓、寓公（董斯张《吴兴备志》）等不同说法，都不限于贬谪人物。足见流寓只是个中性词，包含了贬谪的迁徙在内；所谓流寓文学，也就是侨居异乡者所创作的文学。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部分，从广义上说都是流寓文学。

　　按中国古代惯例，仕宦回避本籍，士大夫长年游宦异乡，直到告老归田，其文学创作大体与籍贯无关。可以说，流寓是生活的常态。今天，我们研究地域文学，以籍贯为依据来考察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只不过是理论上假设籍贯与作家的文化教养、童年经历有关，或者说籍贯联系着作家的地域文化认同及对文学小传统的接受罢了。但这终究是不确定的、可质疑的、需要证实的，而流寓则是更真实的人地关系，流寓文学绝对是本地的文学，真实地联系着特定的自然风土及其所孕育的人文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寓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应该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者们不一定都同意这么说，但我认为是值得思索一下的。

　　由于大量的流寓文学实质上没有被当作当地文学来认识，所以也就没有被从流寓的角度来研究。试问从屈原、王灿、谢朓、庾信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再到郝敬、王士禛、袁枚、黄遵宪，谁没有流寓的经历？改变惯常的思维，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惊异地意识到，多年来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文学一个多么重要的特征！为此，两年前我与张学松先生晤谈，获知他所在的广东海洋大学人文学院设有“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中心”，并在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时，感到他们已走在学界前面，敏锐地抓住了古代文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与学松先生商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与广东海洋大学人文学院于2012年4月召开了“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开得非常成功。经会议交流和讨论，作者续加修订，最终形成了专题论文集，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的理论思考、流寓文人和文学研究、雷州半岛流寓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由于流寓文学毕竟是较新的研究视角，学术积累尚不丰厚，这部论文集无论就专门性或学术深度而言，都还只是初步的探索，但这粗浅的探索已是个良好的开端，更深入的高水平的研究，有待于学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