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总体上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传统学科的急剧分化和新型学科的大量涌现，使“范式转型与理论创新”成为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文学与文化现实促成新变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文学研究的论题似乎变化不大，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审美意识形态、文化研究、读图时代、网络文学与公共空间等跨世纪热点问题，在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及其“当代性”意义生成等问题，也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从研究方法和深层机制的变化情况看，范式转型与理论创新是学术界最具挑战性的命题，其中学术创新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颇受关注。有的研究者自觉地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探索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并力求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来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也有人认为要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新境，从当代文艺学的问题域中寻找文学研究的革新思路。

　　在关注范式转型与理论创新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的“着力点”已不局限于此前文化研究或后现代等常见论题，其问题域正在不断突破既有研究的藩篱和传统学科界限。例如，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恰当地运用现代知性批评方式和电子检索技术，细读作品，开掘出了大量前人视野之外的信息，却未忽略从生命体验等角度研究创作机制和欣赏习惯的传统。当然，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型和理论创新源于文学实践的策动，源于当代文坛的结构性重大变革。近年来的中国文学，虽然不乏“危机”与困境，但其变革力度与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正是在此背景下，作家王蒙宣称“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期”，评论家陈晓明断言“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这类“唱盛论”，批评界或许有各种看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近年来，日渐深化的市场化变革和快速“刷新”的数字化改造，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态势，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和理论创新正是当代文学整体繁荣的一个侧面。

　　关于文坛结构性变化和整体性繁荣的主要表现，较流行的描述是，过去以作协、文联系统及其统辖的各类期刊为阵地的纯文学发展模式，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改变了单一发展模式，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纯文学出现分化，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发展迅猛，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风生水起。当代文坛出现了传统期刊、商业出版和网络文学共同繁荣的局面，文学研究队伍也相应出现了志趣不同、道行有别、方法各异的分化与重组。以职业研究者、高校中文系为阵营的学院派偏重于纯学术研究，以出版业界人士为主体的研究者与批评家对市场化、产业化等问题投入了极大热情，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和微博为主干的网络民间批评，关注更多的则是现实生活与社会万象，此三者或以项目为依托，或以效益为目的，或以情趣为旨归，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创作、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势。

　　新问题域得以拓展

　　从宏观视角看，近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2005年古代文学学科出版的各类著述就多达328种，如果将文学理论、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文学研究著述的年度成果当不少于3000种，与长篇小说的年度出版数量不相上下。

　　以当代文学研究为例，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相关专题理论与批评著述出现了井喷现象，《共和国作家文库》以博大气势展示了新中国60年风雨历程。其他著述，如杨匡汉、杨早主编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吴秀明的《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张志忠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等，以不同手法描绘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画卷。相关研究文章更是数量大增，各色媒体的专题、专版、专栏，备极一时之盛，回顾与反思骤成热点。其中如陈晓明的《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孟繁华的《民族心史：中国当代文学60年》等较好地体现了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

　　文论研究更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21世纪的文论研究概况，从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世纪文论读本”丛书即可略见一斑，该丛书辑录了百余位前沿学者10年来的创新性论文，堪称描绘21世纪审美观念嬗变的一曲气势恢宏的当代文论大合唱。丛书选题包括审美现代性、图像转向、文学终结论、全球文化与复数“世界文学”、生态批评、重写文学史等，都是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话题，集中体现10年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若干大的问题域，整体上展现出了21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和思想状况。

　　类似的丛书和编著还有很多，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编的“文学与思想·文艺学学科建设丛书”，包括张永清的《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问题》、卢铁澎的《悲伤与诗》和陈奇佳的《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等，都是近年来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专著与论集。欧阳友权主编的“新媒体文学丛书”则是“数字媒介与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创获。此外，大批学理厚重、视角新颖的文论读本和文论选本的不断涌现，也为文学研究领域吹来阵阵新风，如赵宪章等主编的《文学与形式》、周宪等主编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等。

　　概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意识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也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转型。从学理层面看，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话题和论争，实际上也或显或隐地拓展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域，诸如消费社会、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媒介文化及其后果、图像社会来临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纵横交织，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新世纪文论守正与创新的动人景观。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风头正健的新媒介所催生的文学转向。数字媒介再造文学生存语境和学术话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造成的文学滑坡颓势起到了遏制作用，为“人文精神失落”后的“文学魂归”提供了技术支持，此转向在金元浦、黄鸣奋、欧阳友权、蒋原伦等一大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显著体现。高建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等一系列著作，都为当代文学的媒介转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