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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5年前，您创作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冰心老人称这部作品是“奇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真正执笔写作的时间只有四个半月，而前面的准备工作已经有几十年，可以说动用了我前半生所有的积累。鲁迅先生说过，“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从不逼着自己“硬写”，作品酝酿成熟之后，水到渠成，欲罢不能创作便非常顺畅。
《中华读书报》：能讲一讲创作的情况吗？在写作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态？
霍达：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用手写稿。我写字又认真，字字清晰，连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每天早上不到八点就开始，一直写到深夜，有时几千字，有时一万字，写得很辛苦。我把心完全沉浸在创作的规定情景中，这是一种“穿越”般的生活体验。第二天早晨，先把昨天写的梳理一遍，常常有改动，甚至推倒重来。钱锺书谓，“寻诗争似诗寻我”，此言极是。一件作品在构思阶段，仿佛冥冥之中就已经“完成”，已经“存在”，正等待着你去寻找，去发掘，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寻寻觅觅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辛苦，也很有趣。当作品完成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作者最陶醉的时候，但前面“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寻找过程也很享受，而且是只有经历过创作甘苦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的。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在25年里拥有那么多读者，为一代代人所喜欢，您觉得，小说凭什么打动读者，成为经典？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韩新月和楚雁潮生死不渝的纯真爱情，正如我国古代民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海誓山盟，惊心动魄，是咏叹爱情的绝唱。
《中华读书报》：您料到这部作品会获得巨大成功吗？
霍达：当初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得奖，没有奢望成为“经典”，也没有奢望25年后还能够畅销，当时只是想把“爱和死”写到极致。一件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作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岁月的淘洗，读者的检验。
《中华读书报》：读《穆斯林的葬礼》，有如身临其境，真实得令人不容置疑，其中有没有自传的成分？
霍达：我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询问书中人物的“原型”，甚至委托我“向韩子奇一家问好”。文学作品来自生活，我当然会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但不会是生活的实录，小说的基本技巧是虚构，就看你虚构得好不好。我经常在写作过程中“扮演”各种人物，作品中的人和事不必确曾发生和存在，也不必作者亲历亲为，凭借的是作家观察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的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中华读书报》：《穆斯林的葬礼》获奖后，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听说被您婉言谢绝。为什么？您对改编影视剧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霍达：一部文学作品转换成影视形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读者已经通过阅读原著先入为主，每个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韩新月、楚雁潮，你想做到人人满意，是根本不可能的。《穆斯林的葬礼》曾经拍成电影，看过原著的人都说没拍好，所以我对于拍电视剧就更慎重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更应该注重艺术规律。
《中华读书报》：您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但后来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是迈进了文学之门，这是怎样的机缘？
霍达：作家首先应该是史学家、思想家，我至今感谢非百先生，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工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中华读书报》：是谁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
霍达：是太史公司马迁，他以无与伦比的文学笔致，书写了彪炳千秋的历史。翻开《史记》，随便找一篇《项羽本纪》，随便找一段“鸿门宴”，写得剑拔弩张，绘声绘色，完全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这就是我的文学生涯所宗：“亦文亦史”。没有史家的心胸难以为文，没有文人的才情难以为史。
《中华读书报》：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霍达：青少年时代从写作散文开始，说不上哪一篇算是“处女作”了，真正具备一定篇幅和一定质量的，是20世纪70年代先后创作的两部剧本。一部是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写是的儿童和动物题材，很有趣味，茅盾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得了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奖；另一部是历史剧本《公子扶苏》，也就是后来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秦皇父子》，这就走上“亦文亦史”的道路了。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这种意识清晰吗？
霍达：大概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是阴历七月七，我穿着白裙子，披着月光，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上，我真的听见了牛郎织女在窃窃私语——现在想想，这可能是我的幻觉，就凭着那种感觉，把它写出来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心里就有一个世界——文学世界，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这个爱好是改变不了的。我庆幸，今生今世以写作为业，爱好和职业完全一致，一生的心血都付与文学。
《中华读书报》：童年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小时候肯定也阅读了大量的作品。谁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霍达：小时候，找到什么看什么，有的书残破不堪，前后都没有封面、封底，从半截儿看下去，也饶有兴致。长大一点儿，就喜欢读《史记》了，百读不厌。但我不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性格，从小喜欢学着写作，注意观察生活。比如，我在小学的时候，听奶妈说起陈年往事，某某人穿着五花格大衣，她是顺口说的，我就记住了，那个时代的人，穿“五花格”大衣，后来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于细节处显出时代感、历史感。
《中华读书报》：读您的作品，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我想，这就是“亦文亦史”的魅力。请问，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历史、表现历史？
霍达：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辨。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广义地说，一切小说都是在写历史，差别只是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深度和广度，肤浅的作品只记录下浮光掠影，而深刻的作品则写出了时代精神、历史本质。
《中华读书报》：您的《补天裂》当时在大陆、香港两地引起很大反响。您曾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创作这部作品据说特别艰难，最大的艰难在何处？
霍达：写历史小说需要具有“穿越”历史的功力。一百年前的香港，不要说我，连香港人也不熟悉，我只有下最大的功夫钻进去，用两只脚踏遍港岛、九龙、新界，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查阅中外文献上千万字，凡是相关的书籍、资料，片言只字也要搞到手。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是在历史框架的严格限制中发挥创作自由，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很难，但很过瘾。创作就是要挑战难度，没有难度也就没有高度。
《中华读书报》：《海棠胡同》之后，您又有什么新作问世？
霍达：文学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一部作品的诞生要经过孕育、分娩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一首诗的灵感袭来，如电光石火，刹那之间就诞生了；也许很慢，一部长篇花费作者几年、几十年的功夫，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要以数量来计算作家的劳动，他不是机器，一按电钮就吐出产品。其实早在《海棠胡同》之前，我已经在酝酿一个长篇，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写得很累，很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放在那儿，也不急于完成，更不急于发表。书名暂定为《悟》，写一组女性的命运，写人生的醒悟。
《中华读书报》：您对自己如何评价？
霍达：我只是力求做好自己的本分。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但大浪淘沙，历史无情，这由不得自己。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深情地吟咏明月？可是每逢中秋，人们首先想起的、反复传诵的只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取代，这就是历史的选择。一个作家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词，甚或片言只语流传下来，足矣！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