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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汉语教学始于1918年，加尔各答大学首先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学课程，教师大都是在新加坡、法国等地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借助第二、三种语言来教汉语。因中文水平有限，当时的印度尚无法进行系统的中国研究。印度中国研究的首创者当属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该学院自1937年成立起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关注。如今，中国研究在印度已经走过了75年的历程。

　　一枝独秀的中国学院时代（1937—1962）

　　泰戈尔是印度汉语教学与中国研究的先行者。可以说，没有他的倡导也就不会有中国学院的诞生。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表达了对中印文化交流以英语为媒介的遗憾。他说：“我演说所用的语言，既非印语，又非中国话，用的乃是英文，这种语言上的隔阂，乃是一件最痛心的事。”

　　泰戈尔利用自己家族的产业和人们受他人格和理想感召而捐赠的土地，在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创立了印度国际大学（Visva－Bharati）。1937年4月14日，在印中文化研究会和旅印中国学者谭云山的帮助下，该校成立了中国学院，从事汉语、藏语和梵语等语言的教学，并进行中国研究。1979年，中国学院成为印度第一个拥有中国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在中国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人以后又执教于印度其他大学，不少人因此成为中国研究第一、二阶段的中坚力量。

　　中国学院拥有16万册中文藏书。它不断吸引着印度国内外的学者驻院进行研究。徐志摩、张德谦、陶行知、徐悲鸿、金克木、徐梵澄等人都曾到访或在此从事过短期的教研工作。中国学院着力于将印度已经失传的佛学经典再由古代汉语回译成梵文，当时任教于中国学院的学者都能直接阅读中文《大藏经》。这一时期，中国学院出版了中英文及其他语种的著作34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尤以师觉月（P. C. Bagchi）的《印度与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化关系》和《中国—印度丛书》（共四部）为翘楚。在中国学院，以中国文化和佛教研究为主的格局主导了印度中国研究长达25年。

　　以战略分析为导向的中国研究（1963—1987）

　　1962年后，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成为印度朝野的共识，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和瓦纳纳西印度教大学先后把汉语纳入教学计划，并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这一阶段的印度中国研究轻中印关系、重地区战略，轻历史文化、重现实问题，最著名的中国通，不再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宗教学家，而是印中战略、外交关系的研究者或评论者。

　　1964年，谭中和黄绮淑夫妇在德里大学开办中文班，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选派教师留学美国以培训师资，并于次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创办印度唯一的中国研究杂志《中国述评》（China Report）。该杂志后来成为在国际汉学界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刊物。与德里大学同城的尼赫鲁大学是另一个关注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的大学。后来，1990年两校共建中国研究所，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在更宽泛领域分享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国防、外交事务和当代中国研究的平台。

　　在新德里还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中国研究机构，如成立于1965年的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旨在为印度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提供客观评估。现在，该研究所建立了中英文数据库，收集、传播、分享中国研究的信息与成果，为整合印度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平台。

　　印度第二阶段中国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政界、学界和军界，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政界认为，改善印中关系是符合印度自身利益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应对中国保持警惕。而学界普遍认为，印中同属东方的思维方式能让彼此更了解对方，如谭中的《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印度和中国：20世纪文明交流和震颤》和《亚洲的巨人：龙象之舞》，考尔（T．N．Kaul）的《外交官回忆录（1947—1999）》，狄伯杰（B．R．Deepak）的《印度与中国：1904—2004年》和白蜜雅（Meera Sinha Bhattacharya）的《中国和印度》等。

　　遍地开花、多元导向的中国研究（1987— ）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掀开印中关系新的一页，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成为印度汉语教学发展的新引擎。如今，印度已有17所中央政府财政支持的大学和10余所地方大学或者私立大学纷纷开设汉语课程。

　　这一阶段的中国研究沿袭文学、文化、政治、军事、外交等原有主题，如邵葆丽（Sabaree Mitra）的中国妇女问题研究，那济世（Arttatrana Nayak）的中国语言教学研究，墨普德（Priyadarshi Mukherjee）的中国传说与神话研究和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治方面的研究。此外，随着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商业和贸易方面的研究日益兴起。

　　这一阶段新成立的研究机构把印中关系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加以审视，如1996年成立的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旨在为南亚安全事务方面提供深度分析报告，中国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该研究所的重点研究对象。商业投资分析和贸易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如2008年成立的清莱中国研究中心。

　　回顾过去几十年，印度的中国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至少仍有三块短板且短期无法改善。第一，印度目前仍缺乏国家层面指导汉语教学的系统性工作，导致汉语教学质量良莠不齐，这势必会影响中国研究队伍后续人才的储备；第二，在印度政府的重要智库和高级别的中国研究机构中，普遍缺乏能用汉语交流和使用中文材料的人才，因此，从英语等第三方语言中借用资料和观点的现象十分普遍；第三，少有研究者具备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基础训练，“见子打子”式的问题研究是缺乏深度和力度的，既会造成对诡谲多变国际形势的误判，也难以在国际汉学界树一家之言。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