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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中古汉语史的研究圈子里，如今能驾驭梵语进行实质性的梵汉文本对勘的研究者，其实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若干与中古汉语流变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议题，不是未得善解，便是为多数学者所存而不论。因此，就中古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一书确实具有多面性的贡献与价值。

　　梵语与汉语在语言类型上尖锐对立，梵语是典型的屈折语，而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这两种语言曾经在华夏的历史进程里出现了持久、大量、单向性的语言转换工程。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世高在洛阳启动其译业起，一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朝廷关闭国家译经院止，中原地区的佛典翻译前后持续10个世纪之久，累积近四五千万字的翻译成果。这一项跨语种、跨文化、跨世代的语言转换工程是如何操作的？译家曾经遭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其具体的转换成果是否给华夏地区的语言演变带来值得一提的效应或影响？虽然有关这些问题的若干研究在中古汉语史的学术名目下已展开多时，并且也取得丰硕成果，但这些研究大体仍是以词汇为中心，对于屈折语与孤立语之间如何进行语法转换的根本性问题，乃至经由这种单向性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效应问题，鲜有学者能真正涉足其间，开展较为深入的系统研究。《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是一部完整系统运用梵汉对勘的材料和方法进行汉译佛典语法研究的前沿著作。

　　缪勒（M.Müller）在1881年出版的第一部精审校订梵语佛典——《金刚经》中，就清楚地指出梵汉对勘对正确理解汉译佛典的重要性。他说：“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恐怕也不能借最佳译者的译本而对《金刚经》或类似作品有正确的理解，除非他能先阅读梵文原典。”然而，在中古汉语史的研究圈子里，如今能驾驭梵语进行实质性的梵汉文本对勘的研究者，其实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若干与中古汉语流变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议题，不是未得善解，便是为多数学者所存而不论。因此，就中古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基于梵汉对勘的〈法华经〉语法研究》一书确实具有多面性的贡献与价值。

　　其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清楚意识到汉译佛典的语言，是一项汉、外语言接触的产物，这种语言变异的新颖视角可给佛典汉语研究带来新启迪。

　　其二，作者对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语法演变的相关问题，有极为专业而深刻的认识，在语法层面上全面而敏锐地考察汉译佛典语言和本土性文献语言之间的各种差别。并且以灵活的梵汉对勘手法，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昔日的佛典译家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克服梵语与汉语之间的语法特殊性，使其译文能够较为顺当地符合汉语类型的语法要求；同时也极具说服力地在语言接触的层面上让我们见识到屈折语冲击下的孤立语所产生的一些语法变异，以及这些变异对日后汉语的演变可能产生的效应。

　　其三，以《法华经》为例，以词汇为中心的梵汉对勘，不论是该经的梵藏汉索引或是两部汉译文本的单经汉梵词典，皆由日籍学者编辑完成。其语法部分，则一向是佛教学学者甚少涉足的领域，即使是日籍汉学家，除了牛岛德次和森野繁夫等人曾以该经的罗什译文为例析论中古时期若干新兴语法现象外，对汉译经本整体语法现象的探究仍乏人问津。如今目睹华夏学圈有人能够以梵汉语法对勘的方式系统性地研究该经的语法现象，不论是就华夏学术的整体发展或是汉译佛典语言的研究来说，都称得上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总之，就书中采用的对勘方法及其实际所获的成果来说，笔者认为该书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功。日后或有必要以同样的对勘方式考察同样受到汉地欢迎的其他经典，如《维摩经》等。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