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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提倡“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是出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学术旨趣：一、彰显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大文论”品格；二、强化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还原；三、深化对于传统文论的整体性和价值意义的认识；四、使文献学重新有效地回归传统文学批评史研究。在中国文论百余年的现代化、知识化进程中，我们多少年来奉行的以现代学科界限划分疆域的“小文论”格局和“窄而深”的问题取向的研究理念，越来越暴露出缺乏大理论视野以及整体全面的历史文化把握的弊端。

　　针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

　　作为一种有利于深化对传统文论的整体性意义探寻的研究理念，“国学”视野以及“大文论”眼光，既是一种学术姿态与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学术方式，其适应于传统文论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诗学研究，是不言而喻的。在各种关于传统文论“泛文论”、“杂文论”、“文章学”的断语中，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痕迹清晰可见，“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的提出，所针对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影响下形成的“小文论”，亦即在西方“纯文学”、“纯审美”观念的影响、导引下，将传统文论中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文本中析出，遮蔽这些话语“纯审美”之外的其他功能，并且改换语境，将其置于“文学”或“文艺”这样一个预设的论域之中，进行过滤、提纯式的阐释，将之加工为似乎是“原生态”的纯文学理论批评话语。

　　中国传统文论实际上是以“天—地—人”、“道—圣—经”为轴心，层层展开、交织在一起，与传统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同源共生（有时甚至附着于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上），因而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和生命力。正如此，“国学”视野以及“大文论”眼光之投射，便能更为贴切地发现和体会传统文论固有的话语品格、意义世界及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因此，不失为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自我叙事能力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

　　重述中断的文论传统

　　就体认传统文论之知识生成而言，“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强调的是返本与开新结合。何谓返本？百余年的学术实践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要探寻和深度体认传统文论的整体意义，在研究之中，我们必须将研究对象置于由先秦思想文化所开启的文、史、哲合一的生成语境中去。现代性对传统的粗暴剪裁，使我们的思想文化叙事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断裂，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甚至无法给出一个中国传统文论的完整叙事，因此重述中断的文论传统，是多元文化时代恢复民族文化自我叙事功能的必要手段，更是与世界不同文化传统对话的前提准备。

　　因此，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回到体现传统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并以此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在此，笔者认为“语境融合”这一概念特别重要，我们在自己的思考过程中，应注重文本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回到传统的文化原点上来，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从而破除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与元理论特质的认识遮蔽和价值规制。既要讲求视界融合，忠实地解读古人，务必使阐释出来的内容符合古人原意；又要历史地对古人的话语加以考察，看它在哪些方面承继、沿袭了前人的话语，哪些方面提供了自己的创新话语，从而在文论史上对其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此之谓“双重历史循环”。

　　我们强调“国学”视野下的整体性研究，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学研究所具有的复杂面相。对于整体性意义世界的把握，是先秦以来思想文化的固有传统，通过对《周易》所提供的意义世界的体认，我们可以发现易学“三才”之道对于传统人文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而《周易》所强调的天、地、人世界的合一，既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也是天文、地文、人文的合一，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整个传统宇宙伦理话语系统的理论基点。我们今天所谓之“国学”，不仅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意味，而且也有文化比较的价值评判意味。首先，相对域外学术尤其是西学而言，其是属于中国独有的知识与思想系统，也即先秦以来文、史、哲合一的大传统；其次，以中国固有之学为国学之命名，是在西方学术视野的参照下形成的。

　　导向文化创新的思想追求境地

　　中国传统文论当代意义之确认，是一个思想和话语生成的过程，而不是从传统文论中的某种现成东西的剥离。因此，开新也就成为必然之路。在笔者看来，所谓开新，绝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本土文论之深厚资源，开放吸纳西方哲学的解析之法，秉持马克思主义之基本精神，运用科学方法，面向社会时代之进步的思想和话语建构。简言之，在融合贯通中、西、马三个向度的基础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及其用思结果，导向一种开放的、综合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的思想追求境地，其既不同于“以西释中”、“援西入中”，也不同于“荣今虐古”、“荣古虐今”，全盘西化和本位复古的种种路径，大抵都行不通。“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有助于我们发现传统文论的意义世界和知识话语的“成像”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有助于我们发现、整合、体认传统文论如何在“道”这一逻辑原点和核心观念的统领下，所形成的“天、地、人”这一系统框架，以及循着“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现实、作家、创作、作品、品评鉴赏、功用与通变等论域和话语建构点，在不同的层次上依次展开种种具体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坚持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并重，力图重返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价值论的整体语境。对于所谓的价值中立，笔者认为，我们用以考察的视野和立场不可能是纯然“中立”或普遍客观的，而只能是“中国式”的，当然其中也必然暗含着一种比较的视野和眼光，这就意味着：一、“国学”视野和“大文论”眼光，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特定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其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探究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理解方式的对话与比照。因而，研究主体与文化他者之间的文化陌生感和异质性的呈现，将不可避免。二、呈现异质性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和揭示出一种事实真理，更主要是通过文论传统的比照和对话，探寻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性。这样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无批判地认同西方的文论价值观念的体系，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论在文化建设和价值实践上的天然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顺着说”传统文论史，而非从现代西方思想的预设价值立场“倒着说”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意义。

　　因此，“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并不是画地为牢，其隐含的比较对话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并非排除中西文论之间的平等的比较和对话。作为交流与视野融合的结果，“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所代表的理解与对话，实际上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其不是如考古发掘般地去发现一些已躺在典籍中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新的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迄今为止，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生产，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的一种巨大消耗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缺乏内在的资源更生与积累，对于中国文论未来的建设，更需要的是培养思想资源的内在自我创生能力。如果说，20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着眼点，在于力证中国文论思想与知识的发展符合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规律，那么，当今的研究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探寻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发展的内生性特质，研究这些特质如何来丰富人类思想的多样性。有鉴于此，“国学”视野与“大文论”眼光所提供的思想与知识工具，就可以使我们以新的学术高度、深度、广度，走出曾经束缚几代学者的学术创新困惑，重建传统文论的原始气象与生命活力，开创中国文论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