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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鲁洁、叶澜、顾明远和丁钢等教育学者提出，要想超越教育的工具地位与技术化倾向，必须从“文化”角度革新教育学的理论生产，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由此形成。
“从文化出发”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寻求理论变革的最新途径
在诸多教育学者的开拓下，当代中国教育学确立了两条“文化研究”路径：一是考察“全球化文化”（尤其是“当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对中国社会及亿万学生的影响，使本土教育理论与实践可应对“全球化文化”的消极作用；二是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态与演变，激活其中具有恒久意义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追求，使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寻回自身的文化道路与文化力量。这两条路径在视角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宗旨却十分相似，都是为了使当代中国教育学超越长期以来遵循的工具化、技术化模式，发展贴合本土语境、符合本土需要的“文化研究”，确立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化品质。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两路努力具有相似界定，即如何增强当代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化驾驭与引领作用，使中国教育能彰显更多进步的文化张力。
上述“文化意识”及旨趣使成长于21世纪的许多教育学者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然而，新一代教育学者并未在前辈教育学者开辟的“文化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绩。张应强2010年在盘点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转换”时明确提出：“从文化出发”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寻求理论变革的最新途径，但在论证环节却仅重复阐述前辈架构的“文化学范式”。此类盘点说明，当代中国教育学虽然形成了文化关怀，但对于精英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或其他正在当代社会及学生的生活世界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并未展开切实研究，因此也未能为中国学生和教师直面日益复杂的文化状况提供适宜的文化理论。相比之下，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迸发“文化意识”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近十年却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大量成绩，并展示了显著的文化批评张力。
教育学者开展“文化研究”实验
要想提高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文化研究”能力，极其困难。当年开拓“文化研究”路径的教育学者仍保持自己的文化忧虑与旨趣，但工具定位与技术化模式对于教育理论生产及训练体制的支配作用依旧强大。在此体制“惯习”制约下，教育学者不仅难以将前辈的文化忧思进一步深化为具体的“文化研究”，而且很可能不自觉地“再生产”本已强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模式，使当代中国教育学继续远离各种对中国社会及学生的生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刘云杉、程天君、司洪昌和姜丽静等一批“70后”教育学者近年依靠各自掌握的文化社会理论，开展许多“文化研究”实验。其中，有的考察在当代中国教育体制及学生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流行文化；有的深入中国乡村的教育社会生活世界，分析其中的多重文化力量博弈；有的揭示“五四”时期现代人文学术文化对于第一代女大学生的影响。
发展切合本土学生文化生活状况的“文化研究”
在几代教育学者十多年的推动下，当代中国教育学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研究”能力。但仍需承认，与西方教育学界及本土文学、史学、社会学界的“文化研究”积累相比，本土教育学界已有的“文化研究”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学生成长中发挥巨大影响的重要文化现象，如“媒体文化工业”体系制造的“超女”、“剩女”、“富二代”、“奢侈品消费”等议题，本土教育学者几乎没有涉足，未对其生产机制、话语结构及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为数不多的关注仅立足一些被学生听厌的所谓“道德”立场，进行底气不足的“说教”。
要想增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文化研究”能力，首先，需要深化以往的“文化”关怀，将其具体化为切实的“文化研究”。因此，必须跳出教育学专业或思辨性“文化学”的理论框架，学习二战以来由诸多文学家（如伯明翰学派）和哲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大众及流行文化率先架构，之后又被其他人文社会学者不断丰富的“文化研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理论框架，从而在理论储备上使传统的专业教育学者转变成能够“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e studies）的文化批评家。其次，需要考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种种文化力量，分析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教育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进而把握中国历史的文化结构与文化动力。最后，需深入考察当代本土文化的生产状况与本土文化批评家针对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及其影响展开的“文化研究”，努力发展切合本土各类学生文化生活状况的“文化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引导本土学生的文化研究教学或文化研究教育学（the pedagogy of culture studies）。
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等维度增强“文化研究”的能力，是一个漫长的积累与转变过程。任何一位本土教育学者都有责任优化、壮大当代中国教育学正在萌芽、尚显稚嫩的“文化研究”实验，彰显教育学的文化驾驭与引导能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