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的?请谈谈您从事文学批评的机缘。

　　陈美兰：我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可以说既有必然，也有偶然。196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我的老师刘绶松教授分配我的教学任务就是在贯通“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基础上重点给学生讲授当代文学，这就使我自然要关心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除了研读作品外，还要关注当时文坛的各种动态，包括思潮、理论探讨、文艺论争等等，当时在教学之余就有了写点文章的冲动。

　　20世纪70年代末，文艺开始复苏。1982年,我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的通知，要我参加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读书班。也正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有了接触文艺界、参加文学评论实践的机会。后来，我又接连参加了第二、三、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这样，使我对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有了更多的阅读积累，也有了更认真的理论思考，所以这二三十年来，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主要是集中在文学思潮和长篇小说创作方面。

　　记者：在文学多元格局中，您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些什么追求?

　　陈美兰: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是面对一种创作潮流或一种创作现象时，不能只停留在对它的表面描述、简单梳理归纳这样的层次上，还应该努力去探寻、揭示这种思潮、创作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论》没想到会得到文艺界、学术界那么多同行的认可，大概就是因为它能透过一些具体的创作现象比较深层次地、多角度地去找出这些现象存在的因由，症结所在，并提升到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述。

　　记者：虽然对文艺批评重要性的认识与文艺批评在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两回事，但是，对文艺批评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却是前提。您能否谈谈对文学批评重要性的认识?

　　陈美兰：提升人们的艺术鉴赏力、帮助读者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作品、对文学的发展发挥它的导引作用等，都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职能。一个文艺批评家需要具有对人类、对世界、对生活独立的观察力、理解力，具有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洞察力，由此而生长出他作为生命主体的一套思想理念，他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正是他这种能力和理念对象化的结果。正如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最终需要由历史来检验一样，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判是正、是谬，也不是由作家“拍板”，而是由历史“拍板”的。

　　记者：您作为文学评论家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并长期和作家保持密切的关系。您能否谈谈文艺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

　　陈美兰：评论家与作家应该是朋友，作为评论家，我对不管有名还是尚未成名的作家都是尊敬的，也特别珍惜他们精神劳动的成果。不过，我认为评论家与作家的“交往”，还是“若即若离”为好。因为评论一个作家作品固然需要“知人论事”，但也有必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只有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评论对象拉开距离来审视，才能保持某种客观性。

　　我与作家接触的方式，主要是阅读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写得真诚的创作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我还会有意识地跟踪他们一个时期的创作变化，在跟踪过程中去把握他们的创作是在提升或是在下沉。过程性的跟踪，是了解、判别作家的一个必要手段。倾听作家的自我诉说自然也会有收获，但作为评论家我以为“静观”，也就是做一个冷静的、过程性的“旁观者”最重要。

　　记者：不少人认为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滞后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您是怎样看待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的?

　　陈美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互动，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时效性”和“实效性”，营造了一种动人的文学景观。今天来看文学批评的现状，情况与此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当我们对文学批评现状进行评估时，不能无视它现在所面临的处境。首先，从某种角度来看，当今文学创作生存的空间是越来越扩大，它的广阔性可以说是过去从来未有过的，那么多的报刊杂志、出版物，那么自由廓大的网络天地，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载体。可是文学评论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狭窄。其次，文学批评所面对的文学创作生产量负荷过重。现在文学创作的产量是空前的，听说光是长篇小说年产量就达数千，很惊人。这就给文学评论带来极重的负荷，试想，一个评论家的阅读时间需要多少?如果比较认真，读其产量的十分之一也是不容易的，这种情况也就给评论家对一个阶段的创作面貌、重要收获、值得注意的创作问题等的把握造成困难。现在我也经常看到一些文学创作的时评、述评，固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但也不可避免挂一漏万，难以切中要害。对如潮涌般的作家作品给予准确评价定位，就更困难了。如果说当前文学评论工作有些萎缩和滞后，与它所面临的处境是有密切关系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在当前这种处境下文学批评应该有些什么作为?

　　陈美兰：其实在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处境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今天，从整个文学环境来说是良好的，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创作队伍人才辈出，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提供了许多新课题、新的认知角度。所以我觉得，当前的文学批评工作还是大有作为的。

　　我注意到，近年来有关文学批评的工作会议、研讨会议开得特别多，对文学批评工作的重要性、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都谈得非常充分，也开出了一些改变现状的良方，说明社会对文学批评工作有着热切的期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文学理论批评界现在不要老是“坐而论道”了，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

　　现在文学批评界在如下几个方面应该有更突出的作为。

　　首先是认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升，做好把脉工作。我以为这是文学批评最艰巨的工作，当年你鼓励我写的那篇《行走的斜线——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的不平衡现象》，就花去了我不少精力，因为它提供给社会的不是随意性、扫描式的东西，而是需要在潜心的广泛阅读中，去发现最值得关注的亮点和暗礁，并作出富有启示性的理性说明，让人们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势态有一种不是抽象的、格套式的而是贴近实际的清晰把握，这对推动文学的正确运行是很必要的。我想，作家和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期待。

　　其次是进行扎扎实实的作家研究，认真撰写一批有分量的作家论。我想，在新时期文学行进了30多年的今天，应该发出这样的呼唤。现在，一批从新时期开始进入文坛的作家，已有30年左右的创作经历，许多人成就斐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写出有分量的作家论是完全可以的，像前几年洪治纲撰写的《贾平凹论》就很受称赞，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即使是正在成长中的优秀作家，也值得给予及时的专门性的研究。现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追求已经不受“代际”的限制。

　　我认为，相关部门应该有计划的举办一些专题性的、有深度的创作研讨会，通过研讨会促进一些新的创作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现。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学批评的未来?

　　陈美兰：当前，一批在知识结构、文学视野、思维方式都具有新创性，并经过学院的严格训练的中青年文学理论批评家，正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中坚力量，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我经常从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获得启发，像前不久我读到邵燕君撰写的《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时就很有感触，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一代学者才可能对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持有这样的敏感和卓见，从思想到语言都是那么自然地与研究对象获得沟通。看来，一代人必然会有一代批评家，这话是对的。这也是我对文学批评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原因。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