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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学术史，“西学东渐”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和脉络。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走向，也催生了现代中国新的文化镜像。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进程中，人们可能会忽视另一种新的文化取向正在西方悄悄生长，这就是“走向东方”。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和学术转向，为新的人类思维和思想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和创新的空间，为我们观察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维度和视野，也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思和重建中国的主体意识及其价值体系，提供了新的参照，并造就着中国学术乃至中国文化的新的历史定位。

　　这种文化跨界行为，无疑也是西方文化不断解蔽的过程。在走进东方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断冲破自身的束缚和偏见，在多种文化中吸取了资源，扩大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发现了新的路向，也为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开辟了道路。无论是法国的伏尔泰对于中国孔子思想由衷的赞美，还是德国的歌德对于阿拉伯文化的迷恋，最终都为西方文化的发扬光大开辟了疆域，注入了活力，尤为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动力。

　　走进东方，最终必然是走向中国。中国是东方的腹地，也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探索和延展的必经之途。走出西方，走进中国，为西方文化自身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开辟了道路。这也揭示了文化交流的价值和意义，其并非仅仅取决于某一方的动机和态度，也不仅仅是一种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靠拢的文化想象和行为，而是取决于一种真诚、平等和互惠的精神交往和互动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需求和要求会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方向和结果。很多走向中国的学者都会被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所吸引和震撼，包括20世纪初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杜威、罗素、柏格森等人，他们原本是到中国讲学，传播西方文化和学理的，但是一旦接触到中国文化，往往即被吸引，以至流连忘返。也正是在这种远离“西方中心”的文化漫游中，他们意识到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性，趋向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融合。

　　正如很多西方学者所意识到的，仅仅依据西方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维逻辑来观察和理解世界，并由此来构建理论学说，无视人类多样化的文化与思想存在及其价值，就只能在原有的怪圈中循环反复，失去创新的活力。这种在学术上的“单边倾向”只能导致学术，乃至文化感染力、创造力和成长性的枯竭。走向中国，无论从文化地理学还是从文化心理学来说，都是西方学术的一种必然选择。关键是以何种心态、机缘与情结进入、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如何在对象化过程中实现一种精神对接和契合，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境界和家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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