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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书，关于中国的书，有一天，这个念头化为行动，接着就像种籽一样滋生发芽，有了明显的形态，长成了一棵有许多分支的树。由于我本人也经历了充满变化和革命的年代，我也需要往后看，往家乡看，才能把我们这一代发生的改天换地的时代写出来。我不知从何着手，从何开始。对我来说，中国自然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把这一切同我分割开来，那我就没有故事好说的了。我的书的轮廓就这样与中国难解难分地逐渐丰满起来。

　　要把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同历史分割开来，同他们在中国的那段时期的历史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就像普鲁斯特在写到他自己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他不可能把他自己、他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引起他们反响的那些事件割裂开来。我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中国在1900年发生了一场“拳匪”之乱，欧洲人是这么叫的，中国人称为义和团起义，由于这一事件，我的中国父亲没有去考科举，做翰林，却娶了我的比利时母亲。找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

　　对1949年共产党的革命胜利，我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这些人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也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过了，不再对任何东西有足够的信仰，为它上街去把守街垒，嘴上喊着高昂的口号而舍生忘死。但是我所说的可能是那些既不想恢复过去，又无意投身现在的人要说的客观真实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来做平心静气的记录，而不要传教士痛心疾首地来对现实宣布不现实的讨伐，特别是不要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的人。

　　我不能像哥哥那样与世隔绝，生活在黄金时代的神话中，生活在木乃伊化的幻想中，时代的风不论和煦和萧瑟都吹不到。树同人一样，未来是从昨天开始的。

　　有人只看到断裂的地方，而不能把它连接起来。但是我得做到这一点，同我自己一起生活，做我自己这样的人，继续成长。我不愿成为一棵煞风景的伤残的树。虽然未来不是我带来的，至少我要欢迎它，即使这会把我送命也罢！

　　的确，要继续成长，要尽力去了解，摒弃成见，是件痛苦的事。发现自己的记忆已经遭到时间和革命的消蚀，心底的幻想已经破灭，对付这样的孤寂之感，只能一笑置之。去弄清楚这有多困难、多痛苦、多漫长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因此我就动笔写起了这本书，为的是表达这样一个所有亚洲人都会明白、而且我相信许多欧洲人也会明白的意思：在我用文字所勾勒的那个宏大的时空范围内，从往昔到现在的这种延续，这种命运的兑现，不是由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操控的，也不是由神秘排列的星宿掌控的，而是由人们必须鼓足勇气去正视的日常生活的残酷逻辑引导出来的。

　　在这本书里，一切记录都是真实的，一切事实都尽可能调查准确。我所以把它们记了下来，因为可能有那么一天，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再有写作的机会了。

　　（选自《伤残的树》）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