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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1872—1970），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20世纪初期，孙中山曾高度评价罗素是“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甚至诗人徐志摩到剑桥大学留学也是为了“从罗素”。1920年10月，应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四个团体的专函邀请，罗素开始了近9个月的中国之行。

　　1921年7月6日，讲学社、罗素学说研究会在教育部会场为罗素来华讲学一行举行欢送大会，并请罗素和勃拉克女士作最后一次讲演，以为临别赠言。7月7日晚，讲学社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其饯行，汪大燮、梁启超、范源濂、蒋梦麟、丁在君、邓萃英等20余人到场。

　　在北京期间，罗素共进行了11次主题讲演，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学及当时中国社会时政问题等诸多领域。他先后在北京国立美术学校、北京大学第三院、北京大学第一院、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北京哲学研究社、北京教育部会场等学校和社团讲演，其中《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等讲演在日后被编辑为《罗素五大讲演》，并于1921年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在中国出版发行。当时，北京大学的师生还专门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经常举行讨论会，罗素也参与其中。

　　罗素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在讲学社欢迎会上的答辞》、《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宗教之信仰》、《社会结构学》及临别赠言性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等理论思考之中。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他主张先发展实业和教育，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人应在吸收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我尝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有两件极普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明白：第一，中国不应统括地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中国实含有这类的性质：有艺术的意思，有享受文明的度量。缺乏这类的性质，暇豫就要变了无意味，中国将来引世界于进步的阶级，供给没有休息将发狂痫以亡的西方人民以一种内部的宁静，全赖在这点特性上。不特中国，即是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

　　罗素的讲演，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新青年》、《晨报》、《申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报刊都刊有对罗素的报道，或国内学者对其讲演的感想。如梁启超在讲学社对罗素的欢迎会上，称赞罗素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这回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我们一面听先生的演说，一面还要受先生人格的感化，这才不辜负先生一行啊！”张崧年（张申府）被人们称为罗素的崇拜者、介绍罗素哲学到中国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罗素哲学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学者。他早年即大量阅读和翻译罗素的著作，对罗素的许多学术观点与主张深感兴趣。在罗素来华之际，他发表了《罗素》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并多次拜访罗素，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二人建立了珍贵的友谊。

　　罗素来华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播西学，他曾对时为其中国巡讲湖南赞助人、翻译之一的杨端六表示过他的想法。杨端六曾回忆道：研究哲学并不是他的目的，他此来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因为哲学问题，既不是一时可以研究成功，而且各种学说，仅有书籍做参考，不必要他别出心裁去翻陈出新。独是社会问题，是今日中国要急切解决的，不妨多有几个人去研究。但罗素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也存在局限，中国思想界对于他的期待与需求是较高的，而罗素看问题的角度、高度和深度却没能同步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需求。所以，他讲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我们追忆一代思想家罗素与北京交流融合的历史，目的是希望能跨越中西方文明，博采众家之长，正确理解和看待罗素当年中国之行产生的一些社会反响。只有在深刻理解当时国内外时代大背景，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化作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行动，才能真正取得与其同行应有的效果。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