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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言语生活中，存在着高低语体对立，它不仅调节着言语社群的语言运用，而且是语言发展演变的动力，因此，语体研究须关注言语社群中的社会语文形态，以及存在于形态中的语体对立。

　　语体对立的普遍性

　　“高低语体对立”命题，最早由德国哲人洪堡特（1767—1835）提出。洪氏认为：语言作为民族的集体财富，当落入社会精英手中后，其话语便与大众的言语对立起来，结果使言语社会获得了双重语体——文学语体与大众语体。所谓文学语体，即由语文精英所创造和钟情的高雅语体；而与之相对的俚俗语体，则是社会大众日常话语所表现出来的语文形态。

　　我们认为，在高低对立的双方之间，绝非是空白地带，而是一个极为广阔、存在着形形色色、介于高低之间的中间语体带。这个中间带是个难以在“量”上进行精确提取的层次，是不可穷尽的区域，其上与高雅体构成对立，其下与俚俗体构成对立。纵观语言运用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有序的社会，其社会语文形态中，始终存在着高雅语体与俚俗语体的对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俚俗”，是一个绝对中性概念，与当前所鞭挞的“俗”不能混同。还需要说明的是，高雅语体也绝非为语文精英所专有，在以“俚俗”为主的大众话语中，高雅语体也不难寻觅。然而，在精英那里，中性“俗”固然存在，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以追腐逐臭为荣。其所发表的言论、所写的文字，所演所唱、所编所导的东西，每个声符、字符间无不充斥着媚俗、追俗、造俗的卑格劣调。

　　就社会语文形态的整体而言，雅俗不是哪类人的专属，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各自内部都有一个层级系列。如仅就语体体系来说，雅俗之别还是十分清晰的，一些语体适应于俚俗的语境，另一些语体则更适应于在高雅语境中生存。如顺口溜、二人转、打情骂俏等言语体式，以俚俗为著；而外交、政论语体则以高雅为宗。

　　“高雅与俚俗”还涉及白话与文言、口语与书面语的问题。文言与白话具有极大的相对性，文言与高雅、白话与俚俗之间不能画等号，那种认为“文言高雅，白话俚俗”的言论，显然不符合言语事实。应该说“文白”是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时代或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着“文白问题”。雅俗对立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民间话语与语文精英”的语体之差。

　　语体对立的级差性

　　语体是一个在同一建构模式下，由不同语用级差的成员所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在同一语体内部，其雅俗度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不同语用层次的级差。就总体而言，任何语体都存在语体级差上的选择，正是这种级差性，为语言运用提供了形式多样可选的语体级别，从而使得语言运用丰富多彩。语体的级差性，既存在于同一语体内部，也存在于不同语体之间。不同语体之间的等级差，受制于语言运用功能域的性质，不同性质的功能域有着为本“域”所专属语体等级。如外交、社政、司法等语体，其正式度的级别就高于日常语体。然而，同一语体内部所存在的等级差，则更具现实的语用意义。同一语体内部的等级差，实际上是其雅俗度的差。如在日常语体内部，不仅有因话题不同所显示的级差，即使同一话题，还会因交流者社会地位、智能结构、性情、爱好的不同造成级差。

　　高低语体对立转换

　　在一个有序的言语社群里，高低语体的级差对立，通常处在相对稳定的形态，人们在交际时，都会“各就各位”，一般不会发生级差对立。然而级差对立却又无时不在运动着，一般规律是低者尽量往“高攀”，而高者为了某种需要，有时也有意识地“就低”。于是开始了“量”上微变的累积过程，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质变，产生高低语体的置换。这一规律前人已多有论述，正如洪堡特所论：“只要文学语体与大众语体的对立保持着适当的关系，对立的双方就可以成为两个相互补充的源泉。”洪氏的“相互补充”之意，就已蕴涵着高低对转的思想。

　　国人最早谈论这一命题的是桐城学人姚鼐，姚氏在纵论语体风格的阳刚、阴柔时，认为“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绝不能“一有一绝无”，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存在着“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阴阳刚柔相生相济的结果，或向心演进，或离心对反，于是发生阴阳对转。惜抱轩所论虽是风格的刚柔，然刚柔与雅俗密切相关，作为为文之道相通相映，应该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语体演进规律，是语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继惜抱轩后，黄侃说：“雅俗有代降，其初尽雅，以雅杂俗，久而纯俗，此变而下也。雅俗有异形，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此变而上也。由前之说，则高文可流为俳体；由后之说，则舆颂可变为丽词。然二者实两行于人间，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黄侃日记》第214页）

　　季刚先生所论一语中的，进一步证实了：语体的雅俗对立互补，在相生相济中对转，是言语运行的普遍事实。

　　高低语体对立的功能

　　推动汉语发展。在对立机制的作用下，汉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民间俗语与精英语文的融合，《中原音韵》出现之后，语音系统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词汇上双音节化步伐加速的结果，触发了“的”、“了”、“着”、“子”、“儿”、“老”、“阿”等的语法化转变。新词缀和新句法构式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汉语的发展。

　　触发新语体的产生。高低语体对立融合催生新语体出现。唐宋古文、诗词（高雅体）与元街头巷尾、勾栏歌楼的鄙俗语体相结合，其结果出现了以俗为主、雅俗融合的元曲和元杂剧。明清以降，因语文精英的钟爱，杂剧演变为长篇戏曲形式，无论结构还是剧情安排上，较之杂剧规模更宏大，曲调更丰富多姿，角色搭配更生活化，形式更自由灵活，完全具备了由俗趋雅的戏剧形态。宋元“话本”经文人的润饰与创造，从勾栏、酒肆的听说形式，演化为阅读的长篇小说。直抒胸臆、张扬个性、追求真知实感的小品文，以其短小活泼、灵活多样的形式，通俗生动、诙谐哲理的语言著称一时。这些新生语体，俚俗成分减弱，高雅成分大为提升，无疑起到净化俚俗语文态势的作用。

　　规约社会语文生活。语体合理的高低对立，为社会语言运用树立了可供参照的标杆。这种标杆作用就在于引导与规约社会的语文生活，尽管这种作用潜隐在人们的意识里，但它确乎是以一种隐性监控形式在运行着。语体对社会语文的规约，简而言之体现于三个方面：语境规约、言语品级规约和风格规约。风格规约是语体规约语文的最高层次，如果说语境与言语品级规约是显性规约，那么风格规约则是隐性规约。言语行为中，凡进入话语域者，立即就会感受到语体结构潜势的左右。所谓“没有比语词的选择更加痛苦”的感慨，其所叹也正是这种规约的力量使然。而语体对语文风格的规约，则经常被人们忽略。如向来访者介绍自己的配偶，这可以叫做“引介语”，或称引介体。看似极为简单，然实际运作起来绝非易事，因引介不当出现的尴尬，并不少见。

　　语体的规约作用，贯穿于言语事件的全过程，从语篇模式的确定、结构的构组、表述方式的选择，都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循着特定语体的规范运行。规约不是律法，没有强制作用，只是诱导。因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尤其是那些对民族语文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和群体。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