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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5月21日，方龄贵出生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2年秋本科毕业，旋即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深得元史、蒙古史大家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的细心指导，毕业后，先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毕生致力于蒙古史、元史的研究，深受学界推崇。

　　方龄贵治学，注重对基础文献资料与史料的探索与钻研，特别关注文献中词汇的释义，注意发掘文献中的语言学资料。这一点，以他对元明戏曲中蒙古语汇的研究为代表。方龄贵的研究选题和成果多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基础工程，意义重大，难度也很大，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有学者评价其喜欢“啃硬骨头”。在他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以《元朝秘史通检》、《通制条格校注》等为代表的六部著作，在学术界评价极高。

　　方龄贵的《元朝秘史通检》研究，曾五易其稿，历时近50年，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社会、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古典文献，是蒙古史学者必治之书。为便于检索，学者们必须自己编制有关人名、地名、种姓的索引，这是一件很必要而又很烦琐的工作，做起来颇为不易，既耗时又费事。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曾致力于《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的著述，但因其沉湖而成未竟之作。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秘史地名索引》和《元秘史部族名索引》，均未见公开发行。方龄贵的《元朝秘史通检》，是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叶氏观古堂《元朝秘史》和俄藏本《元朝秘史》为蓝本逐条对校，于每个条目所收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页、节次，用拉丁字母转写对音，并列“对校”一栏，据叶氏观古堂刻本、俄藏本逐条勘对，别其异同，正其讹误；又列“附见”一栏，将《圣武亲征录》和《元史》所见的相关异名，收录互见。方龄贵自制《索引》，原是以备自用，后一并整理刊出，免去了学者们自编索引之劳。版行至今，《元朝秘史通检》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必备的工具书。

　　方龄贵与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王云合著的《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20余万字，于2003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云南大理城拆除明初修建的五华楼，拆出了一批做垫脚石的宋元石碑，但未得到有效保护，多数被砌入大理县体育馆篮球场的看台。1977年，方龄贵参与了针对这批宋元碑刻的抢救性拆除，共获得宋代石碑三通、元代石碑六十六通。碑文内容不仅对蒙古史的研究有很高价值，而且也为研究南诏史、大理史、白族史、彝族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新资料，其中有一通宣光九年纪元的塔铭，是有关北元历史的重要文物。方龄贵以其扎实的元史功底对这批石碑碑文加以整理注释，以《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为题，以油印本提交198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引起与会专家及海外蒙古史学界的关注。

　　199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收录元明戏曲中蒙古语114条。在该书中，方龄贵发挥其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遍检中外有关蒙古语的典籍，广泛征引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俄语、英语、法语等语种的相关资料，考证了每个词的基本意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元曲大家吴晓铃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其为“必传”之作；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评价其“大著用力之功，引书之广，考据之精，令人惊佩！”“可以‘精雕细刻’概之，亦可谓‘叹观止矣’”；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萧启庆认为：“先生此书融蒙古语学、元曲学、元史学于一炉，环顾当世，有此功力者或有几人，而有此毅力者唯有先生。”《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出版后，方龄贵又增补前所未见的蒙古语新资料近200条，以《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之名，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方龄贵完成《通制条格校注》耗时10余年。《通制条格》是元朝重要政书《大元通制》的一部分，收有很多与元代典章制度、法律、社会经济有关的史料，一向和《元典章》相提并论。原书共30卷，现存22卷，是研究蒙古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典籍，历来深受学术界重视。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把《通制条格》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要求编著一部《通制条格校注》，并由方龄贵承担。方龄贵旁搜远绍，寻检有关资料，摘抄卡片近万张，首先对书的文本进行校点，继而对书中内容作必要的注释，数易其稿。该书成为研究元代政治史、法制史的必读资料。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元史丛考》，共收方龄贵所作蒙古史论文19篇，可视为对《通制条格》的补编。

　　方龄贵不仅是学者，也堪称教育家。他20岁来到云南，从此扎根边疆，曾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为云南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很多学生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他曾说：“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