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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像出家人一样守护和重建“象牙塔”，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圣殿，学术研究活动绝不能沦为获取职称等个人好处的“私器”，而应成为承担社会责任和引领大众的“天下公器”。

　　什么是知识分子，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我告诉自己的学生，拿学位容易做学问难，学知识容易当知识分子难。

　　傅雷是备受推崇的学人楷模，从他身上我总结出了做学问、写论文的十六个字：国际视野、中国立场、人文情怀、问题意识。所谓“纯客观的”、“绝对中立”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从技术角度来说，论文题目越小、格局越小越容易做，“保险系数”当然也就越高。实际上，很多导师也是这样建议和指导学生写作的，以致不少论文在技术上被打磨得无比光滑细腻。但不客气地说，那样的论文无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实验性产品罢了。我认为，对文科研究生尤其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而言，写论文的过程应该是精神受到洗礼、灵魂不断攀升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撰写的冲动或激情，将论文的写作当成一种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如果可能，还应该力争让自己的论文有一点启示性。假如写出的东西只有三五个圈内人能看懂，那么，即使修整打磨得再精致好看，又有多大价值可言？

　　做学问不能不考虑当下、考虑中国立场，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没有走过“启蒙”阶段或者处于开创阶段，那么，选题一定要有格局，宁可大气粗糙些，也不要小气精致。找选题时应该从自己的学术生命、精神生命出发，而不能把自己逼入自说自话的死胡同。就广泛的意义而言，这既是一种治学方法，又是一种精神格局。

　　应该说，学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格局。有大一些的精神格局，有高一些的精神境界，有相对开阔的精神气象或胸襟，才能把学问往大处做，才会更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幸福。

　　上述治学的方法和宗旨，说到底就是儒家经世治用思想和家国情怀在当今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和体现。我特别欣赏“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种儒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意识。尤其在今天，在“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波涛汹涌的大潮中，知识分子、读书人更应具有引领国民精神走向的志向。这方面，有三位先哲的说法格外值得我们倾听。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荣誉”、“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顾炎武则大声疾呼：“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概而言之，学术非学者一己之事，关乎国之存亡，关乎民族精神之生死。作为学术与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子，除了让自己成为不畏任重道远的弘毅之士，恐怕没有更多的选择。

　　大学之大在于气：有无引领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有无追求真理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越是变革的时代，越要坚守大学的传统；越是变化的社会，越要秉持大学的精神；越是纷扰的诱惑，越要牢牢抓住大学的本质（唐慧、凌均卫：《论大学内部的思想张力》，《江苏高教》2011年第6期）。

　　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像出家人一样守护和重建“象牙塔”，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圣殿，学术研究活动绝不能沦为获取职称等个人好处的“私器”，而应成为承担社会责任和引领大众的“天下公器”。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