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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道德指的是关乎人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人格建构和人伦秩序，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应该做什么”是它的典型表达。任何道德体系都不可能不和某种精神信仰具有深层关系，道德和信仰的关系是一切伦理学思考无法剔除的基石。信仰问题不只关涉某个崇拜群体的道德生活样态，也关涉人的道德生活的品性与结构。如果我们留心去观察，每种伦理体系同样也都有关于某种信仰的预设。在中国，“人道”离不开“天道”的预设，谈人的伦理离不开对“天道”的领悟；在西方，典型的是康德“上帝存在”的伦理预设，人的道德离不开上帝存在的预设。

　　中国言伦理者，最为重要的便是孔子。孔子的观念结构集中体现在“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与”字作“从”字解。孔子不太谈及利，而认可“命”与“仁”。孔子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经常提到的“天命”，具有某种形式的客观性，构成价值信念的终极源头，故《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孔子对于“仁”的解读和理解建立在对“天命”领悟的基础之上，即对于道德规范的理解没有离开对于“天命”的信仰。在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同样认为道德现象的产生与判断独立于人，与人们的需要、利益没有任何关联；它们仅仅奠基于超越人与人心的“天”之上。朱熹和王阳明虽然在伦理学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在他们心目中，人世的道德规则之所以可靠，仍是因为天道不变。

　　西方伦理学同样也离不开终极信仰的预设。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把他称为是神送给希腊人的礼物，他之所以能够勇于赴死，是因为他是在听从神的召唤。作为第一个在学科意义上谈论伦理学的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同样隐含着对于终极信仰的确认。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说道：“每种技艺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情都以善为目的。”这样一种说法很明显带有一种自然目的论的预设。康德认为：“如果我不同时取消思辨理性对夸大其辞的洞见的这种僭越，我就连为了我的理性的必要的实践运用而假定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都不可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理性的划界是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而康德的上述假定，是道德哲学存在的前提。

　　中西著名伦理学家都认为，道德的根基不在人间，而在于某种超越的信仰。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初始条件乃是对某种信仰的预设，只有预设了某种信仰，道德才有了基础和根据，人的行为才有可能从自然本能的行为翻转到伦理道德的行为，因此，信仰是伦理行为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抛弃终极信仰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它所带来的不只是伦理信念的覆灭，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灾难。没有了绝对的信念，人们的行为就失去了权威的规范。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没有了上帝，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

　　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目的论的“宇宙秩序”或“伟大的存在之链”的信仰之上的，传统的人是处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的一个环节。人生的意义由“存在”的意义提供担保。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沉思与对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的沉思密切相关。这样，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就能够保证其稳定性。现代性价值话语生成的过程是不断地把人从“存在之链”上解放出来的过程。现代人不愿再做“超越于他们之上的、假象的神圣秩序的牺牲品”，不再把自己锁在一个既定的位置上。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的宇宙（希腊时代）隐而不现了，天（传统中国）崩塌了，上帝（基督教）死了。人存在的依据从对于一种整体结构的信仰中抽身，其后果是，人只能把存在的依据建立在自己有限的个人理性之上，而这个地基并不像思想家们想象的那么坚固。

　　道德的根基不在世俗之中，因为世俗生活的基础是利益，追逐利益是世俗生活的本能，道德是对利益的超越，与世俗生活背道而驰，在世俗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奠定伦理学坚实的根基，须重新对信仰世界进行必要的思考。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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