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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戴庆厦年近八旬,从事语言学研究有50余年。他称自己为“田野派”,50多年来始终坚持奔走在田野间,调查稀有语言的使用情况。
“只有深入实践,才能得到真知灼见。只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才能建构符合我们国家实际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戴庆厦对田野调研深有感触。
戴庆厦年近八旬,从事语言学研究有50余年。他称自己为“田野派”,50多年来始终坚持奔走在田野间,调查稀有语言的使用情况。除了在云南师范大学任职外,他还是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语言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主任。
融入村寨学语言
戴庆厦说,语言植根于群众,与群众生活每日每刻不能分离。学者一定要到群众中去,否则就没有真知灼见。
1956年,戴庆厦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前往云南省调研少数民族语言,在云南一呆就是4年。他回忆说,那时云南的少数民族山寨里基本上没人会说汉语。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成了他在进行语言调查工作中的最大障碍。为了取得当地老乡的信任,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学习研究,他不仅与老乡同吃同住,还帮老乡干农活。“摘茶、栽稻子、割稻子,什么农活都干。”长期下来,老乡就把他当成了自家人,亲切地叫他“小北京”,同时老乡也乐意教他。
戴庆厦告诉记者,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登门拜访老乡,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语言,靠的就是勤奋。”尽管学习一门新语言难度很大,但他从未气馁,总是将老乡的发音记录下来,然后反复学习、模仿。
戴庆厦还告诉记者,当初他接受了为哈尼族创造哈尼族文字的任务。他打起背包走进并融入了红河州哈尼山寨,学习哈尼族语言。如今,他一到红河州绿春县,哈尼族人就会热情地说:“我们的哈尼老乡又回来了。”“他就是为我们民族创造文字的哈尼文爷爷。”
不畏艰辛坚持田野调查
20世纪90年代,濒危语言开始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戴庆厦也开始展开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
他常对学生说,越是封闭艰苦的地方,语言保存可能越完整,对研究濒危语言越有价值。2001年,年近70的戴庆厦带领学生到湖南省保靖县仙仁乡调研土家语使用情况。他带着学生早上7点出门,在高山密林中的羊肠小道、70度的陡坡上走了3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天气很热,就连年轻的学生们都走得筋疲力尽,而高龄的戴庆厦也一直坚持与学生们一同跋山涉水。
现供职于北京语言大学的朱艳华是戴庆厦的博士生,她对记者说:“我跟着戴老师读博三年,几乎都是在田野调查中度过的。”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调研是2010年暑假跟随戴老师去德宏州芒市五岔路乡弯丹村拱母寨调查景颇族语言。那个偏远山村的景颇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完好。当时正值雨季,通往拱母寨的土路在雨水的浸泡下,十分泥泞湿滑。他们乘的车一会儿陷进泥水坑里,一会儿又差点儿滑到悬崖边上。而戴庆厦很淡然,因为这种山路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学术成果来自田野
半个多世纪以来,戴庆厦先后调查研究的语言达20多种,涉及20多个少数民族。他熟练掌握了景颇语、哈尼语两种少数民族语言,共出版40多部专著,发表论文近400篇。其中在云南的4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语言资料,在年轻时就写出了《谈谈松紧元音》、《哈尼语元音的松紧》、《藏缅语族松紧元音研究》等成名之作。他说:“如果没有深入哈尼族地区进行耐心调查,就不会有这些论文。”
事实上,戴庆厦的学术成果远不止这些。1992年,美国知名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撰文称,21世纪末将有90%的人类语言面临死亡或灭绝。而戴庆厦果断指出,这种观点不适用于中国。他向记者说,我国现在保留下来的少数民族语言,包括使用人口很少的语种,生命力都没有那么脆弱,特别是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政策,使得很多语言都保持稳定的使用功能,而部分曾经处于濒危、衰退的语言也已开始走向复苏,如最近调查的玉龙九龙乡普米语就是这样的。
戴庆厦告诉记者,过去一直有人认为,越是发展、与汉族走得越近的民族,其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就会越低。然而,他最近在玉龙县白族、纳西族地区的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白族和纳西族汉语水平很高,同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得也很好,本民族语言并没衰退。
将“田野派”的学风传承下去
虽然年事已高,但戴庆厦至今仍坚持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他说:“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得知远方的山区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等待我们去调查,我就浑身充满力量。”另外,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感染学子,将“田野派”的治学思想传承下去。“目前令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国情语言调查研究团队和跨境语言研究团队已经形成,并且都很稳定。团队中的队员大多是我的学生,他们可以很得心应手地做调查。”
戴庆厦收学生有两条严格要求,一是要有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毅力,二是能够坚持做田野调查。“这两条做不到,就不要当我的学生。博士生进来,除了教授他们知识,我还要教他们做学问的理念。”
凡是做过田野调查的学生,其业务能力、对语言观察的敏锐性都能得到提升。同时他们会对群众、对少数民族同胞产生感情,会树立自己的事业心,树立为少数民族的服务意识,积极为少数民族的语言保护和使用出谋划策。相反,不做田野调查,只是在书斋里读资料、文献,必然会导致学术上说大话、空话、套话,只会人云亦云。
朱艳华说:“跟随戴老师读博三年,我已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而田野调查是获得第一手语料的最重要的途径。有了可靠的语言事实,才有可能获取真知灼见。”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罗骥与戴庆厦相识多年。他说,戴庆厦坚持在一线做调研,很多苦年轻人都受不了,他却甘之如饴。这种治学精神让我们感动,值得每个做学问的人学习。
走基层感言
功到自然成,实践出真知。田野调查是调查语言,也是学习语言。只有深入到一线,深入到群众中间,才能真实地了解他们的语言、社会、民俗,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生活。只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才能做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做调查、重事实,要有务实的态度,有务实才有创新,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体系,才不会一味迷信国外的理论。这应该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之道。——戴庆厦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