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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期以来“虚构即文学”的传统观念，“非虚构”文学一直处于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实际上，“非虚构”与“虚构”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文学两翼，“非虚构文学”的成就不但不亚于“虚构文学”，而且在思想文化与精神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尚书》开始，经《左传》《战国策》与诸子百家，至《史记》《汉书》，我国古代形成了纪实文学的悠久传统。现代以来，涌现了梁启超、林语堂、朱东润、刘白羽等纪实文学大家和《包身工》《西行漫记》《谁是最可爱的人》《傅雷家书》《我的一家》《哥德巴赫猜想》等名篇，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非虚构文学的兴盛不但是当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表现，而且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思想文化含量。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我国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其中，叶永烈、石楠、权延赤、陈廷一等人的传记文学，陈晋、王朝柱、李准、王火等人的影视纪实与巴金、杨绛等人的纪实散文，以及众多的学术评传与国外译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报告文学方面，无论是反映时代建设成就、批判社会现实问题、倡导生态环保、注重历史反思或是关注反腐斗争的各个题材领域作品，都特色鲜明、成就显著、贡献巨大，它们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思想含量与现实意义亟待总结、开发和利用。

　　就创作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文学作家，继承了“五四”的启蒙精神。余英时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走出危机的迹象。不但如此，今天中国的文化危机反而更加深化了，因为在这半个世纪末的年代里，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文化危机，而这些外面的危机又都与中国原有的危机合流了”，或者说，“世界的一切文化危机似乎都已由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承受下来了”。正因如此，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一的非虚构文学作家，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达则兼济天下”的优良民族传统，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良知。以胡平、李鸣生、赵瑜、何建明、王宏甲和王树增、张正隆等为代表，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能独立思考、科学分析，而且能“从政治到学术”，更多致力于“破”中有“立”或在“除旧”中“更新”，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文化自觉。总的来说，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与鲁迅等人的“荷戟独彷徨”，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文学作家把握历史机遇，不断完善自我，以其雄厚的整体实力和崭新的群体形象，表现出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与思想风貌。而这一点，正是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发展到新时期的显著标志和关键所在。

　　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文学勇于承担，在匡正时谬与重建“崇高”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新时期文学复兴后，人们出于对以往“狂欢时代”、“虚假文学”与“为政治服务”的反感，已不再轻言“理想”、“责任”、“英雄”与“崇高”，而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文学，在这方面体现了更多的精神承担，不但全方位、多角度地挖掘和弘扬了时代与民族精神，而且在道德建设与人格塑造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以徐迟、李鸣生为代表的创作中，不但有陈景润、王运丰、钱学森、蒋筑英和王选等“祖国高于一切”的“中国牌知识分子”，而且有“两弹一星精神”与“航天精神”；《梦之坝》《国家行动》等有关三峡建设题材的创作，不仅褒扬了大批赤胆忠心、默默奉献的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而且还概括、凸显了“三峡精神”与“移民精神”；《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等体育题材作品和《在这片国土上》《沂蒙九章》等改革题材作品，在歌颂体育英雄、改革闯将以及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的同时，还具体宣传了“女排精神”、“奥运精神”与“引滦精神”、“沂蒙精神”；《宝山》《瘟疫，人类的影子》等有关宝钢建设与抗击“非典”题材的创作，以及《部长与国家》《震中在人心》等有关大庆油田建设和抗震救灾题材的创作也是如此：不但歌颂了钟南山、余秋里、王进喜等大批有名与无名的英雄，而且分别挖掘和彰显了“宝钢精神”、“抗非典精神”、“大庆精神”和“抗震精神”。

　　在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方面，除人物类报告文学外，以专写人物的传记文学表现得最为集中。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四：一是领袖英模传记，主要包括为革命家、军事家与英模志士立传，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古今中外的各类将帅等。代表性作家主要有刘白羽、叶永烈、权延赤、张步真、何晓鲁、铁竹伟、王朝柱和陈晋等。二是专家学者传记，主要包括古今中外，尤其是我国现当代的各类科学家与专家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恪、马寅初、钱锺书、钱学森、李四光、林巧稚、华罗庚、梁思成和袁隆平等。代表作家主要有柯兴、林洙、吴崇其、聂冷、魏根发、祁淑英和陆键东等。三是名人明星传记，主要是我国现当代的各类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与社会名流，如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赵丹、冼星海、贺绿汀以及宋氏姐妹、鲁迅兄弟、荣氏家族、陈嘉庚与冯玉祥、张澜、黄炎培等人的文学传记。代表作家有石楠、陈廷一、李辉、桑逢康、章诒和、岳南、李伶伶与林浩基等。四是历史学术传记，这方面的创作除大型系列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外，还有众多有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评传与传论等。

　　非虚构文学在今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文学界普遍对其认识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非虚构文学理论体系的陈旧、贫乏、落后。传统文论均以“虚构”为中心，而“非虚构”理论基本阙如。“总”论如此，各文体“分”论也是这样：非虚构文学的两大支柱——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其创作旨归基本只有“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与“信”、“达”、“雅”或“真”与“诗”等。非虚构文学缺乏科学、合理的价值标准，因而人们不但对其创作现象莫衷一是，而且不愿重视或不敢承认其思想文化内涵与理论价值。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发展与文论“重建”的时代高度，紧密结合当今“大文学”与“文化扩张”的创作“实践”，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时代以及文学的“学理性”、“功利性”等问题，尤其应该确认非虚构文学的“真实美”、“崇高美”与“思想美”，以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等“新五性”为基础，在与虚构文学、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构建纪实文学独立的理论体系。尤其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如下问题：

　　第一，关于文学的“功利性”与“学理性”。这一点是非虚构文学不同于虚构文学的重要之处，也是影响人们对非虚构文学进行正确评价的障碍之一。非虚构文学尤其是当今的报告文学，不但仍坚持、发展了批判现实、干预政治的传统，而且越来越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倾向。而在以“虚构”为基础的传统文论看来，这是不符合其审美标准的。实际上，文学的“功利性”与“学理性”不但是审美内容之一，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正如钱理群所说：“老一辈学人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主要不是纯学术的传统，而是一个‘学者兼战士’的传统”，即“用学术的方式参与现实思想文化建设，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亦即所谓“现实感”、“当代性”。

　　第二，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妨碍人们正确评价非虚构文学的关键问题之一。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不但与政治联系紧密，而且曾经为社会政治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近年来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作家们也表现出了全新的认识，尝试探索全新的艺术形式与方法，力求与整体时代政治和文化生态相一致。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非虚构文学不但存在“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商业文化”多元并存的现象，而且在其“政治”内涵与层次上，更多地表现为“文学政治”、“社会政治”、“公共政治”与“公民意识”等。

　　第三，关于“真实性”。我们不但要区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而且要区分“虚构真实”与“非虚构真实”。在“非虚构真实”方面，尤其要强调作家的主体“真实”。 “非虚构”性质决定了作家只能以“庄严虔敬”之态写严肃人事，其主体“求真务实”的程度是作品成败优劣的关键。这一点，也是人们以往认识不够深透的。新时期以来的非虚构文学，不仅在思想观念和叙事立场上对以往的“当代文学”进行了颠覆与超越，而且以铁的事实证明：纪实文学的影响、魅力与前景并不低于虚构文学。这一点，我们只要将《红岩》和《忠诚与背叛》《江姐真实家族史》，《三门峡——梳妆台》与《黄河大移民》《拷问2003渭河大水灾》，以及《白毛女》与《战争状态》，《黄河东流去》与《黄河殇》等进行比较，即可得到答案。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非虚构文学表现出的“文化扩张”，即与文、史、哲融于一体的“大文学”倾向。李洁非的学术著作《典型文案》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文学性，具有极浓的生动、形象、细腻等文学创作的特性。其他许多非虚构文学的作家作品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学理特色，如胡平的“学术体”文章，而赵瑜、李鸣生和杨黎光等人的创作也越来越趋向于学理性或政论性。他们以鲜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表现出以创作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倾向与抱负。

　　最后，必须大力加强非虚构文学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认识纪实文学的巨大价值与开发意义，组织足够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理论研究、资料整理与对外交流。其中的重点是依照新的价值标准，编选相对权威、完备的创作和理论“大系”或“经典”系列。同时，多层次、分类型地出版有关书籍，除学术专著与译介作品外，尤其要编辑出版适合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学的“概论”、“发展史”之类的教材，以及适应中小学生与社会基层接受的普及读物。最后，还要积极开展影视、美术与动漫作品的改编和制作等。如此，方可全方位实现普及、提高，充分利用非虚构文学的有效资源。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