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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田间永远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七年了。作为他的“忘年交”，曾被他称为“青年诗友”的我，如今亦已进入耄耋之年，我常常思念这位文学前辈、慈厚老人。

　　田间原名童天鉴，1916年生，安徽无为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20岁之前就出版了《未名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三本诗（前两本是短诗集，后一本是叙事长诗）。他是一位战斗诗人，闻一多称他是“时代鼓手”、“擂鼓的诗人”。田间三十多岁时，胡风便著文盛赞他是一位“完成了自己的诗人”。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诗人田间是有独特魅力的。任何具有起码民族自尊心的中国读者，只要认真投入地去阅读田间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以中华民族凛然的崇高气节和无辜者的鲜血凝铸成的诗章，心灵不可能不被深深震撼。

　　我有幸在五十年前，就得到过这位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诗人的指点和教诲。

　　1962年1月，我把我和大学同学韦苇（本名韦光洪，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的诗歌合集稿《花·琴》辗转交给田间先生，希望他能为我们介绍出版。几天后就收到了他的复信，从中可见他对青年作者的鼓励、关怀和负责态度，至今读来，犹感十分亲切。

　　樊发稼同志：

　　日内我要出国，你们寄来的诗集，不能仔细阅读了。但免得你们挂念，我也看过一遍。其中有些小诗，如《送报员》、《交通警察》、《花·琴（代序）》等，写得精炼，语意也较深刻；另有一些诗，似还不成熟，最好是多加琢磨。玉石还需琢磨，何况是诗歌呢？我这种想法，未必是对的，请考虑。

　　另外，第一本诗集，应该更有特色，第一本诗集宁可慢出，第一本诗集应该是诗歌的红日，一出山就射出光芒万丈。（我向其他的作者也提过这样的建议）。诗集的出版问题，过一个时期再来研究。如何？

　　匆复。祝你们春节好！

　　田间上

　　1962年2月1日

　　1978年初，我写的一本叙事诗《伐夏爷爷的故事》即将再版，我写信请求他为再版本写序，不几天他就撰毕寄来，并在附信中说，他这篇文字“可否作序，由你斟酌，我毫无意见”。老诗人的谦虚大度，令我钦敬不已。

　　作为一位严肃的诗人，田间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1982年春，我偶然读到1940年在重庆出版的一本刊物上载有他写于抗战初期的几首诗，我知道他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自己的诗选，便立即将诗抄寄给了他。第三天即收到他的回信，说“那是年幼之作，被朋友拿去发表的，稚气太多，见不得人。我在自己新编的《诗选》中，不会选入这些诗作的，习作是可以不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习作的过程，只能当作练习。不过你抄寄给我，这是你的关心。”

　　1981年4月的一天，我和安徽青年诗人李先轶一起到北京后海北沿38号他的居所看他。诗人抱病热情接待了我们，亲自为我们端椅斟茶，他自己则坚持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和我们长谈达三小时之久：谈诗，谈创作，谈生活，谈理论；他为诗坛涌现一批新秀兴奋不已。他说，新诗应该刚健、清新、活泼，有蓬勃的朝气；诗应该激人奋发，让人读得懂。他认为，诗一定要写得集中，凝练，长而空不好。

　　田间先生一生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的诗有鲜明的独创性，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1985年8月3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由于我当时正出差外地，未能见他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感到遗憾的。

　　2012年8月2日 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