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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宋代闽都科举与书院齐头并进，成绩斐然，达到繁盛。世人谓之“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朱熹更是盛赞“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

　　闽都教育肇始于两晋南北朝，先是南朝晋安郡（今福州）太守阮弥之“兴学校”，晋平郡（今福州）太守余姚人虞愿“在郡立学堂教授”。继之唐福建经略使兼福州刺史管元惠“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唐宗室御史大夫李椅督福建，兴修学校“以五经训民”，唐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再兴教育，“设乡校，使作文章”。唐末五代王审知“广设庠序”，“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宋代闽都科举与书院齐头并进，成绩斐然，达到繁盛。世人谓之“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朱熹更是盛赞“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宋代福州作为福建首府，闽都教育成就杰出、人才辈出，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在我国文化史上，这一文化浪潮起到引领、推动、开启的作用。

　　书院之多居全国前列

　　据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史》中记载，福鼎的草堂书院和福清的闻读书院均创建于唐末，说明福州地区是全国少有的几个在唐代就已建有书院的地方。到宋代，闽都教育文化进入全盛阶段，福州地区官学和私学更是发展迅速。北宋元祐八年（1093），郡守王祖道开始扩建福州州学。到南宋初期，福州所属各县的县学全部得以创建。据刘海峰的《福建教育史》、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史》、季啸风和陈谷嘉等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等记载，宋代福州地区书院多达37所，居全国前列。闽都教育文化之所以能名列全国前茅，一是得益于先后在福州主持政务官员的推动，如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硕学大儒推动了福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海滨四先生”开创闽学先河，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传扬儒家文化；三是得益于天地正气，南宋时李纲、文天祥、杨时、朱熹、黄勉斋、张元幹、陆游、辛弃疾、赵汝愚等文臣武将、儒学大师，极大地提升了闽都文化的思想内涵。

　　科举之盛处全国领先地位

　　福州作为八闽首府，科举状况尤盛。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全国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有7144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7%，约占1/4，居全国之首。而福州进士达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据明代朱希召编著的《宋代科状元录》记载，宋代有文献可考的113位状元中，闽籍有19位，其中8位为福州籍贯，几占全省状元数的一半。宋代闽都科举兴盛，产生了许多科甲佳话。最著名的是永福（永泰）县的“一县七里三状元”，打破科举史纪录：宋乾道二年（1166）状元肖国梁、乾道五年状元郑侨、乾道八年状元黄定皆永福县人，轰动朝野，为后人留下“三元及第”的美谈。再如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一榜三鼎甲”：该科状元郑性之（侯官人）、榜眼孙德舆（福清人）、探花黄桂（侯官人）均是福州人。

　　开创诸多第一

　　除书院和科举之外，宋代闽都教育文化还开创了诸多的第一。郑元英创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巢经楼”。郑元英，南宋福州人，曾居官成都。辛弃疾的《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词序说：“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我国古代私人藏书楼众多，但从不公开让人阅读，大大限制了求学者的需求。郑元英在福州修建巢经楼和尚友斋，不仅对闽都教育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开创了我国开设公共图书馆之先。由此可见，我国公开的图书馆已有近800年的历史。

　　陈旸著有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乐书》。陈旸，北宋闽清人，北宋绍圣元年贤良科进士，官至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精于乐律，神宗至哲宗时，参与《乐书》的编纂，后主其事。该书200卷，前95卷摘录十三经中有关音乐的文献并为之训义。后105卷为乐图论，论述十二律、五声、八音（乐器）、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百戏等，对前代和当时的雅乐、俗乐、胡乐及乐器均有详尽说明。该书保存了大量宋及宋以前的音乐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堪称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墨龙图》代表了南宋时期画龙的最高水平，在我国绘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者陈容，南宋福唐（今福清）人，官至朝散大夫，其诗文豪壮，善画龙，名重一时。陈容作巨幅《墨龙图》，以头巾濡墨烘染出的云气，再用笔勾画之，只见云雾蒸腾，时隐时现，其势壮阔，如翻江而倒海，强烈地衬托出龙的“扶河汉，解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的非凡气概。《墨龙图》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影响及海外汉文化圈的国家。

　　全国理学重镇

　　《宋史》记载，宋初闽中士人为应科举，只注重于文章修辞与雕琢。欧阳修也曾说：“往时闽人多好学，而专用赋以应科举。”针对这种重词赋轻经世致用之学的现状，福州著名理学家“海滨四先生”在闽中创办学舍，授徒讲学倡道，宣传义理、心性之说和伦理纲常，为闽学之发端。“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为福建历史地承担起理学南传的重任做了准备。

　　朱熹的高足黄榦是福州人。黄榦在福州讲学，准确传播朱子学说，使福州成为在朱熹身后继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为闽都成为全国理学重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榦努力将朱子的学说从书本向生活转化，表现为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以及移风易俗上，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如其所修的《礼书》和所写的《赵季仁习乡饮酒仪序》一文，即是其以古礼来移易民俗的一种尝试。在“海滨四先生”开闽学先河，在黄榦不遗余力地传播朱熹理学思想的努力下，朱子理学从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在宋代，爱国诗人的创作也赋予了词新的生命。张元幹，南宋永福（今永泰县）人，著有《芦川归来集》10卷，共160篇。他长于作词并洋溢着爱国激情，尤其是送胡铨和李纲的二首《贺新郎》，被称为压卷之作。《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绍兴十二年，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上疏反对议和，并请斩奸臣秦桧、孙近等以谢天下，被秦桧等奸臣诬陷，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当时，胡铨从福唐（今福清）经由福州出发，张元幹不顾个人安危，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为胡铨送行。该词一改旧格调，将一腔爱国热忱和豪壮之气倾入离别的伤痛之中，词风慷慨悲壮，豪迈刚健，境界开阔，气势不凡，时人广为传诵。此事激怒了秦桧，张元幹因之被抄家、逮捕入狱，及至削除名籍。从词的发展史来看，张元幹是两宋之间承前启后的词作家，他既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风，又开启了南宋爱国词人的创作道路，对辛弃疾词派及后代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系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闽都文化》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