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核心提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应该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所有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是关怀人民的……这是一种伟大作家的情怀。

　　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是否会被持续边缘化甚至消亡？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亟须思考的。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教授。张教授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为起点，围绕当代文学的现状、传承与未来，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应对新时期的挑战等问题，阐述了其独到见解。

　　1中国当代文学进入空前繁荣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张炯：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当代文学就是新中国文学，发展至今有60多年的历史。总体上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大阶段，两个阶段的社会背景虽然不同，但前后又有其连贯性。

　　前30年是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其间又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和“文革”10年，这30年里最主要的文学题材是回忆革命史、歌颂新社会。在整个思想文化背景逐渐从多元走向一元的趋势中，文学的主题也走向一元。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主要来自解放区，比如郭小川、贺敬之等人。文学创作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为指导，后来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其中心思想就是反映现实生活。此外，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理想的英雄形象和明朗的色彩，因为英雄形象既扎根于现实，又往往寄托了作家的理想。

　　“文革”时期，文学创作严重受挫，有近5年时间没有新作品发表。直到1971年，类似《解放军文艺》这样的刊物率先复刊，后又陆续出版了约140部长篇小说。从目前看来，该时期的作品大部分都经不住考验。

　　后30年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阶段。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进入转型期；90年代，中国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社会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文学创作也带来较多影响。后30年的文学发展趋势与前30年正好相反，是从一元走向多元，创作重心则以歌颂改革开放、揭露社会负面现象和表现人性欲望为主。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到我国文坛，比如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高行健的探索性戏剧，苏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等。

　　如果说整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依旧带有比较强的政治性，那么90年代则出现了诸如“新状态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新变化。后来出现在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和描写城市各种欲望的小说，将以前作家们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写了出来，表现出人的强烈欲望。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回归成为浩荡主流，包括铁凝、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张平等在内的大批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作家纷纷回归现实主义。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开始步入大众视野，题材重心有很大变化。另外，这个时期作家队伍也发生了改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打工仔，都是文学创作的一员，女性作家也越来越多。

　　总之，后30年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多元化、出现空前繁荣的30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什么贯穿始终的规律可循吗？

　　张炯：文学发展规律不是文学本身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60多年来一直如此。但是在具体的文艺政策上又有变化，比如前30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后30年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被放弃，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认为，后30年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非常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就等于作家有了很大的创作自由，加上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所以才会有后30年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

　　2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动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07年曾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势是“好中有忧”。时隔5年，您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新的评价？您“忧虑”的问题是否有所改进？

　　张炯：事实上，可喜的变化有很多。

　　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期间受到广大作家的重视，涌现了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黄亚洲的《日出东方》、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以及描写地下斗争的《暗算》等。其次，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原则指导下，涌现了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包含了对老百姓的人文关怀。比如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推拿》，描写了盲人之间的友情与爱情，作者不深入生活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再次，青春文学势头未减，一批如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90后”作家横空出世。最后，儿童文学百花齐放，佳作连连，广受小读者欢迎。总之，大量新涌现的作品都有益于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历史，驰骋想象，滋润心灵，提高审美品位和理想境界。

　　不过，我所“忧虑”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现在的作品数量不少，但优秀作品却并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浮躁情绪。这种浮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追求金钱的倾向有关。比如，本来需要修改三四遍的稿件，却在作家刚刚完成初稿时就被出版社高价买走了，这非常不利于高质量作品的产生。此外，部分作家思想境界不高，一味迎合低俗趣味，缺乏道德追求。追根到底，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需求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取向，以及某些来自国外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影响作家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但无论如何，我对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数量逐年递增，2011年更是达到了年产4000余部。长篇小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现在有这么多人写长篇，无疑是个可喜现象。须知，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许多作品被历史淘汰，而拥有一个广泛的写作群体（基础）却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能为时下所借鉴和传承的部分是什么？

　　张炯：我认为首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动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应该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所有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是关怀人民的。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的就是一种伟大作家的情怀。邓小平同志也说，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与人民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完全一致的。结合实际，文学作品同人民是紧密相连的，应该造福人民。

　　其次，要坚持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当年杜鹏程写《保卫延安》，他的稿子可以拉一板车；梁斌写《红旗谱》，一写就是20余年。为什么？因为他们追求精益求精，很多人为其作品提意见。所以杜绝浮躁心态极其重要。

　　再次，努力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仍然是艺术走向不朽的重要途径。当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之所以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其关键就在于无不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并且生动地刻画了独具个性又蕴涵深厚历史内容的典型人物形象。

　　最后，我们的文学还需要致力于民族化。不仅要表现民族的特色生活，还要使语言和风格都民族化，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今天的文学作品其多样化毋庸置疑，但许多作品出版后很快就被读者所遗忘，恐怕都缘于上述几条做得不尽如人意。

　　3 新媒介环境有利于文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新媒介环境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张炯：早前学术界出现过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文学可能走向终结或死亡，其提出者是美国的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教授。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图像时代确实来临了，可它并没有使文学受到什么损失，相反，文学还借助新媒介实现了突围。

　　一方面，这表现在文学与电影、电视的结盟上。每个导演都想得到好剧本，而剧本往往依托于文学作品而产生。当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便取得了良好的促销效果。另一方面，得益于电脑、手机、电子书等电子产品的兴盛，文学传播途径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语言文字走向数字传播。在中国网民突破5亿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覆盖面也在迅速扩大。据我所知，有位笔名龙人的“玄幻武侠”作家，迄今已创作小说70余部，其作品的网络点击率达10亿人次，这种情况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如此一来，网络文学必然要冲击书面文学，大众文学必然要冲击纯文学，消遣性、娱乐性的文学也必然要冲击严肃性、教化性的文学。这也是当前文学作品创作数量大而质量却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有数量就有可能出质量。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为少数民族文学所设的骏马奖，还是能评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可见，新媒介对文学的发展有其积极影响。

　　4 文学产业化是历史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面您提到了纯文学受冲击的情况，那么您怎样看待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

　　张炯：文学在今天已成为重要的财富资源，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有共识。《哈利·波特》的作者原是小学教师，如今其财产已超过英国女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变成文化产业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诸如郭敬明等许多中国作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成立公司，包装、炒作、改编和行销自己的作品。实际上，纯文学和大众文学都有可能成为文化产业，就好比好莱坞一边拍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边拍摄《蝙蝠侠》。

　　在我看来，文学产业化实乃历史趋势。因为文学本身具有两重性：作为艺术品，它是无价的；而从文学的商品性来说，它又是有交换价值的。事物但凡有了商品性就可能变成产业。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发展文化产业，比如韩国发展影视剧产业，日本发展动漫产业等。近几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很快，在不少省份甚至占到了GDP的6%—10%。在提高文学质量的同时利用好文学资源，将其转变为国家财富，从这点来看并没有什么坏处。

　　至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关系，我以为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我国历史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都曾被视为大众文学，如今却成为公认的古典小说名著。可见，优秀的大众文学也可能不朽，而纯文学追求文学性和艺术的创新（或思想的先进导向），在文学史上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并非凡是纯文学就一定不朽，有许多实验性的纯文学因为不被读者所认同，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说，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然，必须是有条件的转化，即两者都要有深厚的内容和精致的艺术。

　　5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须去芜存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09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着多样化的挑战，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能否谈谈在这一现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怎样更好地树立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

　　张炯：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传播至中国的，而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关于文艺的论述，涉及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和生态论。虽然其论述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但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了起来，提出了新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近年，党中央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决策，其中就有完成一本文学理论著作，相关书籍已在去年出版。

　　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挑战，必须联系20世纪出现的各类新的文艺现象来加以总结分析。比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均是比较复杂的文艺思潮，前者强调自我表现。在政治上，现代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缘于不同立场，既有像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和阿拉贡那样的革命者，也有像王尔德那样的颓废主义者。而在艺术表现上，无论是意识流或荒诞派，现代主义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创新，其艺术表现手法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是可以借鉴和汲取的。

　　至于后现代主义，从哲学角度来说，它认为人对现实的认识不可能有深度，是平面的、碎片的，这个观点我们不能赞成，因为这个观点很容易导向不可知论。碎片是可以联系起来认识的，现象是有它的本质的，我们可以去深入了解，而不是不可认知。如果作家仅仅停留在平面论、碎片论，那就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作品。但我们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也是批评资本主义的，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其艺术上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主张反叛现代主义，提倡对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致力于神话、传说与现实等多方面的结合。对这些主张，我们无疑应该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事实上，上述这些主张，都在我国近30年的文学作品中被汲取和借鉴过。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更好地去分析它们，要将精华和糟粕部分区分开，将哲学主张和艺术手段区分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学新现象，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和去芜存菁。同时，我们还要不断总结文学实践，特别是中国文学实践所涌现的新经验，把它们升华为理论。只有这些方面的综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创新，才能获得自己的发展，进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文学实践。

　　张炯，1933年出生，福建福安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60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文学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199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等16种文学评论集和专著。主编《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十二卷）。（记者 郑讴）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