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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诗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它产生之初，人们就对它产生了浓郁的学习与研究热情，至今依然处于显学地位。近年来，关于《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不少，并且不乏佳作，但基本上都立足于经学或者文学，因此难以全面突破。黄震云的新作《先秦诗经学史》是一本能够体现现代国学气派的学术著作，被中国诗经学会创始人、90高龄的夏传才先生称为全面创新之作，值得我们关注。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代之学说，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他认为，学术研究要有两个要素：新材料与新问题。先秦资料匮乏，历史文献缺失，新材料并不容易找到。但《先秦诗经学史》一书能跳出原有的圈子，从传统的传世文献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并结合能够见到的几乎全部出土文献、文物，对资料进行重新思考，以发现新问题，寻找艺术表达的规律。

　　在探究从歌到诗与《诗经》诗体形成的关系时，该书指出，诗的主要表现技术或者说比兴与时空的表现手法出自象数技术；押韵来源汉字特点和表达需要，在盟誓、诰命中常用；整齐四言取决于金石节奏掌握与合乐；章节建构出自赓歌习俗和容量的需要，也与巫风盛行有关。在分析了源流之后，该书又进一步指出诗的形态与形成规律，从没有文字到文字表现的过程特征，以及具有全面和谐人的性情的功能，对接古今，讨论其历史定位与文学的现代价值，指出明道、体道、载道是文学不变的特质。

　　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用地下的新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学术正流。该书的一大特色就是运用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并与古典文献记载相印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如在论证殷商舞蹈“一体三用”时，作者从甲骨文中寻找了大量的例证来论证。他认为：“甲骨文中体现的殷商舞蹈应该是歌乐舞一体三用的，也就是说，三者同名同意。如《万舞》就是万歌、万乐（音乐）。甲骨文中的舞字，从字形看，百兽是不可能跳成这个样子的，应该是以兽命官的体现。因此我们认为，到殷商时期，音乐、舞蹈、文字、歌唱合成了一体四用的礼乐形式。为西周的礼乐制度奠定了全面的基础。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尊礼尚施，不仅仅用礼乐侍候祭祀鬼神。甲骨文中还出现一些与面具舞有关的字形，史家认为这是‘魌’字。另外几个头形奇特的字，可能与后世驱鬼逐疫的《傩舞》有关，应该不排除这种可能。甲骨刻辞中与‘舞’有关的内容约300条，虽然无法证明都是诗，但是细审之下，作为诗中乐舞的数量仍然客观，文字清晰可辨。”

　　该书从《诗经》诗体的形成开始论证，逐一论证了《诗经》的名称、作者和应用、生态与礼乐体制、名物、文化转型与东周诗学以及《诗经》的影响。这些问题有些虽然是传统的问题，很多学者讨论、研究过，但是，该书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很多创新性的阐释，全面系统，视野开阔。如在“《芄苇》、《湘君》和玉玦的形制仪礼考”中，作者分析了大量的历史和考古资料，对玉玦的用途做了考证，并认为：“《诗经·芄兰》的射礼主要是说惠公年轻，但是作成人装扮，显示威仪，而楚辞二湘承其而下，利用夏代古歌的方式和周代射礼的仪式表现人才选拔任贤之义，与此本意相似，至于离开诀别用玦，则利用了周代丧礼的性质特征。”

　　《先秦诗经学史》一书从多方位、多角度对传统诗学作了全新的阐释，深化与拓展了传统《诗经》学研究的领域和成果，对诗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也体现了传统学科研究在现代转型时期的风格与气派。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