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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留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他们跨越异文化，所以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知识交流乃至思想冲撞。虽然在历史上就有玄奘求法、阿倍来华等典型的“留学僧”现象，但留学生主要还是现代语境下的产物，是资本语境中的一种现象。这就可能使我们对留学生的认识拓宽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将其作为勾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结构不同层次之间的一个重要载体。

　　当然，我们这里关注的主要是东方留学生，甚至目前还仅是中国留学生——在外来文化的吸收上，他们是接受和集成者；而在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上，他们又是前驱和开山者。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先导，是中西文化融汇的主要载体，是学贯中西、兼容世界文明的一代新型知识群体。印度亦如此。他们的精英人物，如甘地、泰戈尔、尼赫鲁、埃姆比第卡尔等人都曾到国外留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留学英国，这可能与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大有关系。同样，在土耳其、埃及等国兴起的过程中，留学生也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埃及，早在19世纪初时，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就鉴于法国军队侵占埃及的教训，而选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其思路不外乎富国强兵。1813年，他首度派遣留学生去法国、意大利学习军事。1826年，他又派遣由44名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到欧洲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学以及艺术和考古发掘等学科。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拓宽视阈，注意到西方留学生的问题，当然主要还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的侨易。譬如19世纪时，美国的万人留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对留学史关注的良好传统，不仅有舒新城那样筚路蓝缕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而且也有胡适的哀叹。胡适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以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若徒知留学之益，乃恃为百年长久之计，则吾堂堂大国，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输入之文明者如入口之货，捍格不将适于吾民。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潘光旦则高屋建瓴地追溯历史：“留学运动本不自今日始，两晋六朝之际，中国人到印度去求佛学；唐朝年间，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多利买朝的埃及，有许多希腊、罗马人到亚力山大城去留学；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美国人到德国留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派许多青年人到欧洲留学。”他接着分析道：“古代文化的国家观念不深，我们不必论他。美国人的留学，和日本人的留学是有相当的限制的。他们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就教于外国，到相当程度为止；在所求的新学问上可以自立了，便不求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今日美国各大学的教授，有许多是当初的留德学生，年纪轻些的，却是本国训练出来的。日本也有同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就是将古代和现代做了分野，就是要理解留学对于世界现代强国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留学生是一种创造者。他们虽然也曾居弟子位置，但是居于高端文化层面的核心创造者，这与一般性侨易群体如外交官、军人、旅行者都不尽相同。留学生，其中介者、边缘人与创造者集于一身的综合性，使得他们既能得风气之先，对异国文明（当然有具体国别的区分）有深刻认知，又能将其融合于自身的“吾土吾民”的博大情怀之中，立定其“创造者”的立场。

　　这样一种思路，在二元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背景下就更重要。我们需要在承认“多元现代性”的前提下，特别关注“二元现代性”结构，也就是说，由“西方现代性—东方现代性”互动生成的复杂关系。相比较明确的西方现代性概念，东方现代性不是在自足的自然环境中徐缓成长的，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势袭来之下被迫应对的，甚至在长时期内以不同方式接受了西方现代性所赋予的种种规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重新界定由自身传统整合而来、兼容西方优长的独特概念。现代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或规训，它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更迭，只能依照自己的惯性发展下去。对我们来说，如何既承认目前所处的西方现代性困局，同时决不放弃探索东方现代性规律，寻求自身之出路，为人类开太平，实乃题中必有之意。留学生作为古已有之的文化史现象，他们在进入现代过程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现代留学生主要是进入现代大学学习，而现代大学与学术恰恰是资本推动的西方现代性规训产物。经由这种知识生产机制培训出来的留学生，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解决现代性问题？在我看来，要想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前世今生，东方现代性的建构是一个核心问题，而留学生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当前，我们不仅希望能将海外研究中国留学史的佳作引进来，而且希望能与外国学者同台共舞、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希望以开放胸怀去考察外国留学史，即作为异者的他国的海外求学历程，这其中显然孕育着以世界为胸怀的大国之必要气度以及学术认知的“无用之用”。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