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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五四”一代学者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中，结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1917年，《新青年》刚刚发起“文学革命”时，晚清小说就得到了讨论和评价，胡适首先下断语：“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同了这一看法，评价《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从形式上来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故事串”式的结构。但若说这种相似全在于晚清小说家的有意模仿，则并不一定正确。在我看来，这种相似有有意取法的成分，但更多是报载形式的后果，以及全面表征社会现实这一要求的艺术体现。

　　报载形式影响晚清小说结构

　　晚清小说的片段化、集锦化，与彼时文学传播形式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当时，报刊与文学杂志广泛兴起，长篇小说的发表大多采取报刊连载的方式，一期刊一回，对读者来说，不再是完整而连续的阅读，对作者来说，也不再是完整而连续的创作。随时中断的方式，使小说作者逐渐着重于一个个短小故事的完善，而缺乏长篇、整体的构思与经营。《新民丛报》第二十号为《新小说》第一号做广告，强调时下小说创作之难，所列“五难”当中，有三难是因报刊连载这一形式，比如“第三难”：“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其难三也。”这说明，彼时小说家已经意识到了报载形式对创作的影响，并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1902年10月《新小说》征稿启事，曾明确以《儒林外史》为榜样，“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一呼百应，征文启事的要求与暗示对小说家的创作确实会起到作用，次年，与《儒林外史》风格最相像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便都出现了。然而，征文的要求，“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主要指的并不是结构，而是一种讽刺时弊的风格，若以此来坐实“取法《儒林外史》结构”是不确切的。

　　《海上花列传》自称取法《儒林外史》，韩子云在例言中称“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实际上，二者结构上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呈线性排列，一者完，下者起，《海上花列传》虽人物繁多，但主线清晰，人物交叠穿插，绝不能说是“故事串”的形式。这与《孽海花》自称为“珠花”结构（而不同于“珠练”）的情形是一样的。“五四”一辈学者常用《儒林外史》来评价整个晚清小说的结构，是不合适的。

　　“故事串”结构契合帝国晚期感受

　　《儒林外史》“故事串”般的结构，在小说史上确实是一个“创体”，鲁迅评价“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故事串”、“无主干”并不打紧，能否“时见珍异”才是最重要的，与《儒林外史》相比，《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败在“辞气浮露”，而不是结构本身。《儒林外史》所要描画的是儒林群像，一种散漫的结构与其所要表达的讽刺和对世界的悲悯是一致的。情节随行随止，无所谓中心人物，所有人与事都以一种生活常态出现，这与一种帝国晚期的感受，与吴敬梓所感受到的科举士林的琐碎和悲凉联系在一起。“故事串”结构实际是与帝国晚期的世界感受与表征要求相契合的，这也是晚清小说常用这种结构的另一层原因。

　　小说家思考如何展现其身处于中、正在形成的历史，如何把这尚未定型的历史与现实变成一种艺术的表达。于是，以主题为线索，集锦各种故事，便成为一个简单实用的手法，种种“怪现状”或者“现形记”，正是搜罗各种表现社会现实故事的手法。正如米列娜所说，这些小说的结构基于一种“语义统一性”。晚清小说以大量的、重复的实例、故事，反复加深表达一个单一的、并不深刻的道理。蜕庵在《小说丛话》中说，“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读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剧”。晚清小说的这种选择联系着生活本身的结构，他们可能并没有像后来研究者所论断的那样，有意识地取法《儒林外史》，而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赛珍珠曾比较中西小说，认为中国小说是，“在这种没有形式的小说里，就特别象征着人生。人生也是没有结构的……这一种断片的感想，是中国小说最先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散漫的结构方式，与一个丧失了稳定性的平面化的世界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于生活结构中求叙事结构的方式，晚清社会小说的“故事串”结构、随意起讫、无限制的连缀延长等特点，与其所展现的社会现实是同源的。

　　呼应“天人之道”的叙事结构

　　走向式微

　　这种小说结构与帝国晚期社会形态的契合，还表现在传统深层结构模式的丧失。传统中国小说的结构意义，往往在于一个宏大的哲学和宇宙观引导下，外在表层叙述结构与深层思想结构的相互配合，诸如因果报应、轮回、大团圆等，都可能成为小说结构的关键要素，比如《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楔子，“以叙事结构呼应着‘天人之道’”（杨义《中国叙事学》）。

　　而在《儒林外史》中，这种宏大的开篇，或者说具有哲学意味和世界理解的模式不见了。开篇是王冕的故事，王冕虽不同于后面儒林士人的卑微可笑，是小说少有的正面人物，但也不具有超越的意义，与正文故事处于同一层面。晚清小说中，这种深层结构更是式微，传统的天人之间、因果之间的对应，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切近要表现的社会乱象。比如《官场现形记》、《邻女语》、《负曝闲谈》、《梼杌萃编》等展现社会阴暗面的小说，都是开篇即进入故事。在科学精神的对照下，天道与因果常被看做迷信，《孽海花》第一回的果报模式就曾受到新文化人批评。不过，晚清小说开篇也有很多预示着危机的国族寓言，与传统的深层结构层面类似，比如《老残游记》第一回黄大户的病与老残梦中的危船，《孽海花》第一回醉生梦死的奴乐岛。但这种抽离的寓言不再具有结构上引领全书、安放情节的规定作用，此种寓言的作用不在结构，而在意义。同时，更多小说的开篇也不再经营寓言，而是直接以议论切题，比如《官场维新记》第一回对真假维新的议论，《冷眼观》第一回对立宪难成的议论，《文明小史》楔子对“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文明世界的议论，这些切近直白的议论就取代了传统的超越结构。这种结构的变化，契合于时代社会价值模式的变化。在我看来，晚清小说结构的“故事串”化，与帝国末期的社会状况与心态隐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