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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有一大部分来自日本，或者即便能在中国典籍中找到源头，也往往要出洋重新组装一番。经过惯用汉字而又追逐西学的近代日本人改造，不少传统语汇摇身一变，成为足以与晚近西方概念对应的新名词。“文学”便是如此。当初的“文章博学”或“著于竹帛”，与作为Litera-ture对译词的“文学”，相距何啻万里？最终“文学”与Literature相遇，未必就是一方迁就另一方，更因二者各自在观念变迁史上，有着类似的多义性。于是迎来了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东亚汉字圈“文学”的季节。

　　圣人说“必也正名乎”，日本学者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一书，聚焦于近代日本这个东西概念邂逅的现场，旨在为霸道而麻烦的“文学”概念正名。然而，这部“得到了美国中坚学者们过高的赞誉，……把日本文学研究导向一个新台阶”(中文版序言)的著作，却未能在日本国内得到预想的评价。该书前半部追溯日本和中国从古典到近世的“文学”概念，在最需要文献工夫的地方，不无取巧地引用了大量先行研究(第二、三章)。本国专业者眼中炒冷饭式的著作(著者所谓“最低限度的研究”)，正是外来旁观者的入门捷径。其在东、西方学界显隐殊遇，并不意外。

　　披读该书前半，难免有好题目被做坏的惋惜感。较之第二至五章追溯“文学”概念流变之生硬，富于论争性质的后半部，才是著者的心得所在。论述焦点从“文学”转移到“近代”、“艺术”、“文艺”、“写生”、“私小说”、“言文一致”等近代日本文学的具体观念，可以说是呼应了雷蒙·威廉斯强调的概念关联性。著者质疑文学批评界流行的近代文学“起源说”，揭露类似论述囿于欧洲近代主义眼光所选择的“文学界”，却完全忽略了批评界、学术界、舆论界多样“文学”观念的交锋。其明快(甚至有点刻薄)的笔调，虽使全书作为学术著作的风格显得杂糅，却终于给人如食甘蔗、渐入佳境的感觉。

　　观念史研究有两种路数，一是以语词形态为中心，“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索特定词汇在时空网络中的意义变迁，实为词源学与历史语义学的变体；二则如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选取恰当时段，截断众流，关注某种观念及相关言说在短时间内集中喷涌的现象，考索其与周遭社会环境的关系。铃木先生似乎是在此二者之间徘徊。其实，比语义变迁更重要的，正是语词及其相关概念的“涌现”与流播。即便意义不明，却能口口相传、脱口而出。就此而言，柳田泉、柄谷行人等分别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角度展开的“近代文学”观，无论如何都有历史感在内，并不能简单讥讽为“绝技”(第270页)。重要的是，哪怕“文学”含义尚且模糊，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确实是“西洋近代”的季节性产物。

　　在叙述明治时代“文学”观念的变迁时，著者提出两个命题，充分体现了“文学”及相关概念群的近代性，惜乎未能得到充分讨论。一是所谓“中间状态的文学”，即包含了历史、哲学、政治著作乃至相关学问的“文学”，相对于“纯文学”或“美文学”，又称为“理文学”或“科文学”。这正是汉字圈“文学”观与西文广义上Litera-ture观念对接的场域，亦足以突破以“文学界”为中心带来的遮蔽。二是“接受器”(receptor)的说法。铃木先生继承其德国导师WolfgangSchamoni的著名观点，认为近代“文学”观念的兴起，亦是以往互不相关的文类(genre)被同质化的过程。比如和歌，原本被排斥在以汉诗文等高端文体为中心的“文学”之外，近世以降则融入想象力、创造性、虚构性主导的“文学”范围，甚至成为重构“日本古典文学”的关键环节。著者进一步指出，德川时代的日本已出现将和歌、汉诗乃至西洋诗歌视为同一文类的观念，原本各自传承的叙事文类与表演艺术亦逐渐整合，从而充当了接引poetry，novel，drama等近代文类的“接受器”。

　　本书原题《日本的“文学”概念》，译本则改题《文学的概念》。书中人名、书名的误写比比皆是，原书征引不少中国典籍，译本非但未尽恢复原文(如第45页引《礼记·乐记》，竟是白话文)，甚至存在随意乱译的情形(如第46页引《魏志·王粲传》)；原著者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常识性错误，译本亦未能纠正。此类尚属小节，但译笔的缠绕，分句关系之不明，即便译者乃外语系出身，似亦难辞其咎。翻译的没落，也在一定程度上旁证了“文学”的式微。在全书最后，针对20世纪以来广播、电影、网络等多元媒介的兴起，铃木先生提出用“文艺史”代替“文学史”的策略。然而，在这个追求包装效果超过文字内涵的时代，终究会是徒劳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