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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要发挥新闻传媒积极的批判作用，受众也是重要的环节，其常识水平、文明素质等对新闻传播的形态和面貌产生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此，面向受众的常识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公民的受众需要教育吗？作为在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的公众，需要（通过传媒来提供）教育和常识提升吗？若答案是肯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

　　自由主义理论家、左翼学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公众需要教育，但这种教育是通过观点的自由市场来进行的，或者说，观点的自由流通、讨论、交锋、辩难等可以自发形成开明、明智的教育（即观点言论的自由交流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能自发地提高整个社会的常识水平），并避免由于垄断性的教育而可能导致的意识形态操控、知识讹诈和知识霸权、专制主义愚民教育等；而左翼学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往往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意识形态操控，其教育也反映了资本主义霸权，并复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要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和所有制改造，以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体系，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所控制的民众，并进行不同的教育。

　　其实，事情本来就很明了。无论是就破除负面的传播效果，还是就促进民主建设而言，公民都需要各种各样的常识，譬如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经济学常识、新闻传播学常识、国际关系学常识、统计学常识、逻辑学常识等。各种学科和知识都有其作用。当受众常识水平较为低下时，常会影响其对传播内容的评判。英国学者R.W.费夫尔也曾指出，“常识性的价值观念事实上起到了强化其合法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常识取而代之作为权衡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相关准则似乎是件好事，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常识是以怎样的方式传播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常识的高下品格层次，即是什么水平、品格的常识。社会常识水平高，则更可能倾向于产生积极的批判作用。据此进行反向推理，则通过大众传媒实施的常识教育既可以造成同质化、平庸化，亦可能提升常识水平。

　　所谓常识教育，此处用来表达与媒体的传播教养不同的学校教育。以往我们谈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强调其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全面教育，是从教育学本身来立论，强调培养有着独立自由人格和人文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的人与人才。而常识教育则主要是从教育社会学、政治学、传播政治学等角度来立论，强调对各学科理论、知识、技术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常识的教育，以此抵御可能的基于常识、知识和信息的不均衡、错位等导致的社会失序，乃至可能的知识、技术的讹诈、控制与愚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学等方面的常识，即所谓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破除负面的传播效果方面，尤其要注重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不仅仅是以往所强调的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即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这其实本来就属于常识教育的方面或内容之一。事实上，传媒独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开放本身就具有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譬如，对传播领域某些黑幕的揭露能使公众看清传媒运作的程序、手段、规程乃至可能的蒙蔽，并将在下一次和传媒事件的互动中变得更加明智和富有辨别力。久而久之，传媒由于自身运作程序的透明化、规范化、程序化，或者由于被暴露在受众的监督之下，其造假和愚弄受众就越来越困难，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换言之，随着大量接触传媒，受众对传媒的运作机制也会逐渐熟谙，因此采取相应的解读对策，包括所谓的对抗式解码和解读。

　　在媒介素养或媒介常识教育方面，可以培养受众正确地对待新闻的态度：把新闻当成新闻，是健康理性地阅读和对待新闻的态度，而不是毫无根据地想当然地扩大化。事实上，缺乏新闻传播学常识（即媒介素养）和反思精神的人常常将人们正在谈论什么等同于事实是什么。然而，事实却是，别人或虚拟的大众的话题与关注点并非必然是应当或必需的。

　　媒介教育还能够帮助提高受众辨别谎言的能力，譬如，如果进行逆向解读，所谓的新闻六要素，亦是破除假新闻的蛊惑的有效分析工具。换言之，当一则新闻报道出来，首先不是轻信，而是追问：新闻六要素齐全吗？有无疏漏或漏洞？即使六要素齐全，是否存在使用其他传播技巧进行造假的可能？能否全盘相信？倘若有所质疑，又该如何查证和揭露？等等。经此媒介素养教育所获得的媒介素养，往往就能获得质疑黑幕、造假和追寻真相的意识和能力，从而避免可能的负面的“非常态的常态化”。就此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便上升到传播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高度了。

　　总之，媒介常识教育在防止负面传播效果方面，确实能起到良好的作用，但这仍然需要其他方面的前提或配套改革，如政府治理结构与媒体环境的转变、传媒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技术手段的改进、新闻传媒内部的发展等。同时，常识教育涉及教育体制的完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双重博弈整合，媒介素养教育则需要传媒人更多地关注和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成效，而这些都需要一个较为长远的发展过程。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常态事件及其传播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