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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法国史学家弗斯退尔·德·库朗日曾在《古代城市》一书中说过：“就人类说，过去的事绝不会全部死亡。人类可以忘掉它，但总是保持着它。因为人本身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只不过是过去所有时代的产物和缩影。如果他深入到自己的灵魂中观察，就能够在那里重新发现这些不同的时代，并按照每个时代加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之不同把它们分辨清楚。”历史形成了传统，传统又“模塑”了今天的我们。从这一意义上说，认识过去就是认识现在，对过去的回顾和发现不断加深着我们对现在的理解。

　　19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生活史、风俗史，进而朝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研究转向。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的《什么是历史》中第一句话就宣告：“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产生直接给精神史研究带来刺激。对历史上的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学术兴趣及研究实践不断使兰普雷希特的话得到印证，它显示了历史研究向人本身的回归，可以说，这是20世纪史学最引人注目并深刻地影响到新世纪史学潮流的学术趋向。

　　精神史研究可以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来进行，但文学史无疑是最基本、最直接的视角之一。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川合康三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从自传这一文体出发，对中国人自我意识水平的提高、自我感觉方式的形成以及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作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其中，关于“中国文人的自我意识成熟于中唐时期”的结论富有启发性。这样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古典作品的阐释，同时也为精神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系，但类似的个案研究在当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基于这一点，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做一项关于古典文学精神史方面的课题研究。

　　对于历史上一个时代、一个人物的精神状态、心理结构和社会意识、自我意识的研究，国内史学界或称之为心态史研究，或称之为心灵史研究，或称之为精神史研究，说法不太统一。我们比较倾向于后者。事实上，凡溢出于以观念研究为中心的思想史之外侧重于民族心理结构、人格特征的形成及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过程等问题，都属于精神史的内容。精神史研究既关注社会普遍心理，也留意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的心态、精神结构对民族性形成的参与和影响作用。它是对人的精神及其发展所做的历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日渐关注精神史研究，出版了如彭卫《心态史学》这样的著作，对相关问题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80年代后期“文化热”的兴起，使民族文化和传统人文精神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也带来了文学研究中对民族性、人文精神及社会心理、作家心态的关注。但就现有的成果看，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选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没有产生系统的理论思路，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作家和作品在学者眼中还只是艺术家和文学创作的成果，而不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及其精神状态的记录和表现。这使我们的文学解释和研究由于缺乏对人心灵的深入探索而往往停留在较表面的层次上。尽管我们一直高喊“文学就是人学”的口号，但在实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人”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可是，无论我们如何忽略，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最直接、最强烈的语言表现，都集中展现了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活动，尤其是精神状态。惟其如此，诗人们才坚信“诗歌就是人类情感发展和情感方式变化的历史”。文学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精神活动、变化、表现的历史。正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既是镜，也是灯，不仅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物的喜悦和忧伤，也照亮了人们幽暗、混沌的内心，成为后人精神力量和理想憧憬的源泉。文学在表现、勾勒精神传统的同时，也在雕塑和强化着传统本身。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观照文学，我们就获得较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更多的视角。

　　通过研究历代文学作品，从文学这一窗口眺望华夏民族的精神生活史。显然，比起传记来，文学作品更真实、细腻地记录了人们的意识、情感和心灵状态，这些心理事实为我们了解不同时代人们在精神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把握各个时代文人乃至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知识。

　　通过研究历代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认识华夏民族心理发育、成长，精神丰富、复杂化的历史过程。抒情文学的自我表现，叙事文学的传述再现，从内外两方面负载了华夏民族精神传统形成的历史，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古人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自我认同的阶段性特征、自我体验及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对文学的认识功能，由此可以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

　　通过研究历代作家的精神结构和创作观念，把握文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关系、个人才能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文学样式和文化特征的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文学创作及接受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意义，对于不同个人的生命意义，在新的层面上重新认识文学的阶段性特征。

　　通过研究历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从创作和接受两个维度考察古典文学对作家本人、对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影响，从而确定其对传统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人格楷模乃至整个民族精神建构的参与意义。在开拓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索古典文学作为传统人文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民族精神传统的形成和人格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立足于古典文学，从精神史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以问题为核心，把握不同时代的精神特征，发掘其文学中的精神史内容，在为精神史研究提供新素材、新结论的同时，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获得一种新的解释角度和新的认识。所以，我们并不追求历史叙述的完整，而只着力于考察各个时代文学中所表现的感觉、知觉、情绪、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事实，区分复杂多变的瞬间性特征和稳定持久的结构性特征，区分一时一地的个体心态和一个时代的群体意识乃至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更通过对许多著名作家作品的细致解剖，分析其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阐明他们对中国人精神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华夏民族传统人格和精神特征形成的历史过程。

　　这项研究的核心在于文学对精神世界的开掘和表现，对民族性和精神传统的建构及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文学即人学”的学科本位属性的重新确认和回归。我们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围绕着人本身，不仅希望为华夏民族精神的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认识，也希望在文学研究中确立一个新的价值参照系——文学所表现的对象变化、发展的知识谱系。对华夏民族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研究和了解，将为当下的精神价值重建和国民素质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研究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并不仅有知识积累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