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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提到沈从文就会想到他笔下的湘西，提到孙犁就会想到白洋淀，提到孙惠芬就不可避免地想到她笔下的辽南乡村，想到歇马山庄。孙惠芬用一支勤奋的笔，使这个本来毫无名气的村庄走进了读者的世界，走进了文学史。孙惠芬也因此成为当代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以其视角的独特性、对乡土人物“存在感”的努力挖掘、对当代乡土女性形象的刻画，在众多的乡土小说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视角的独特性

　　中国的乡土小说千姿百态，切入的视角各不相同。孙惠芬选择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切入方式——写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孙惠芬抓住的这一点实际是乡土生活中最为核心的一点。

　　与工业社会相比，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带来的伦理关系的稳定，而这种稳定的伦理关系表现形式就是“差序格局”。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江村经济》中对此有精彩论述，他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熟人社会”里，血缘和地缘合一，所谓沾亲带故或者非亲即故，其自然地理的边界和社会生活的边界都是清晰的，同时也往往是重叠的，属于封闭的社会空间。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如果说费先生的阐释是基于社会学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学理性阐释，那么孙惠芬用她的文学作品更为直观形象地证明了费先生的观点。

　　正因为孙惠芬抓住了乡土社会作为关系社会的重要特征，所以她的小说在描写环境、塑造人物、构建情节上全部围绕这一点展开。孙惠芬小说中经常描写环境，但是她写环境而不强调环境本身的特点，她笔下的歇马山庄无非是有房子有地，有前街后院，在地理环境上和中国任何一个北方村庄没有明显的区别。她写环境的目的是为了表述人物关系，《上塘书》中写到上塘的地理，写到前街后街的房子，寥寥几笔，重心始终在由环境牵扯出来的人物关系上。写乡土的作品经常会伴随大段大段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描写，但孙惠芬是个异类，她几乎从不写风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风景只能是一对一的审美，很少能存在于人物关系里。如果孙惠芬写包米地，那绝不是包米地里有好风光，甚至都不是在包米地里想心事，通常是两个人物在此发展一段关系。孙惠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是如此。她很少正面描写她笔下人物的长相、声音、体态，更不特别强调这一点对于人物的重要性，连女性也不例外，如《歇马山庄》中的月月和小青，月月在庄里极受欢迎，但是她受欢迎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她的长相，而是因为她出身辽南大户人家，仅此一点，她一到妙龄，即成为乡村人家追逐的对象，也就是说月月背后强大的家族关系才是建构月月有吸引力的个人形象的重要原因，根本不取决于她自然形象的美丑。小青也是如此，孙惠芬没有告诉我们小青个子高矮，容貌美丑，她只强调了小青走路的胸部高耸、穿着的暴露、发型的时髦，而小青之所以这样，也并不是她的审美就是如此(她进城后反而打扮清纯了)，这只是一种姿态，她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告她不属于乡村，实际上她只是表明在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中做了一个选择而已。在情节建构上，孙惠芬的小说也经常围绕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展开，发展到极致，我们会发现孙惠芬甚至根本不在乎她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更在乎她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关系，《致无尽关系》显然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城乡关系、手足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姑嫂关系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支撑了整个故事，而孙惠芬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乡土社会。

　　乡土人物“存在感”的努力挖掘

　　传统的乡土小说通常离不开对乡土人物人情、人性美的描写甚至是歌颂，孙惠芬却致力于对乡土人物“存在感”的努力挖掘。传统的乡土，一方面自然环境和地理交通异常闭塞，人和自然的完整性没有遭到破坏，当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时候，人对存在感的追求并不强烈，人可以较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性情。另一方面，传统乡土社会是严格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结构的稳定造就了人的地位和人际关系的稳定，所以人没有存在的焦虑感。但是当进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孙惠芬小说里经常写到的城里亲戚，还有《上塘书》里写的通讯和交通)“入侵”乡土社会，一个当代的农民，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如何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一点的执著探讨上，孙惠芬的小说表现出她的独特价值。

　　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当代乡土人物寻找存在感的常规途径。在城市文明的映衬下，乡村生活暗淡无光，做一个乡下人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做一个城市人，才能实现价值。《春天的叙述》中的公公、《吉宽的马车》中的许妹娜、《歇马山庄》里的小青、《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撞得头破血流也要进入城市。或许缘于作者自身有一个城市梦的经历，孙惠芬对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始终抱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他们想进入城市却无门而入、以牺牲自己的方式进入却依然得不到幸福、被城市抛弃后回乡后的辛酸，刻画得逼真动人。在《吉宽的马车》里，黑牡丹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就是《歇马山庄》里进城成功了的小青，在《歇马山庄》里，即使离经叛道如小青，因为对她城市梦的理解，孙惠芬也从未贬低她这种追求的价值，但在《吉宽的马车》，抛弃名誉获得了城市存在感的黑牡丹却处心积虑想获得清白声誉，而目的居然是为了返乡。悖论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借吉宽之口，孙惠芬表达了这样的思考：“但没有多久，我就沉寂下来，陷入悲观的情绪中。因为如果把神话里的人和现实中的人视作同类，那么这无异在告诉我，不管是我，还是我身边的民工，还是大嫂这样的城市人，我们都是那个犯有罪行的暴君，需要在地狱里没完没了地推着巨石，也就是说，在地狱里没完没了推着巨石，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孙惠芬对农民这种对城市的热切追求做了反思，赋予了她笔下人物对存在感的新思索，这种思索突破了简单的城乡二元思维，上升到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要深刻得多。艺术上姑且不论，这显然是孙惠芬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农民进城变得容易，这种思索富有时代意义。

　　孙惠芬对农民存在感的寻找还表现在重新定位各种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阐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人的存在也会变化。孙惠芬写得比较多的还是家族关系变化中人的存在感的变化。封建社会被推翻，宗法制已不复存在，但是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感依然存在，我之所以说家族感而不说家族，是因为地缘关系的破坏，人们分居各地，家族只能更多作为家族感而存在，而这种家族感是农民的第一自我。在乡下，人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他的身份必须是谁谁的儿子、谁谁的舅舅、谁谁的姨夫，总而言之，“七大姑，八大姨”，把所有这些加起来，一个乡下人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如果这种身份被破坏，对于一个乡下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除了家族关系里农民存在感的变化，孙惠芬还写到了乡土社会中无血缘联系的人和人的关系对存在的影响。孙惠芬一是写到了人类典型的趋利避害的心理，要“攀高枝”，通过结交更好的亲朋关系，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感，比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鞠广大，要跟村长刘大头结亲。即使他骨子里恨刘大头，但是因为要结交到刘家这样一门好亲戚，自我感觉也异常良好，“那个上午，当一张网从地腹深处冉冉升起，他竟然觉得自己一点点悬了起来，飘了起来，就连手里的镰刀也跟着飞了起来”。二是经常运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朋友关系，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潘桃判断自己的生活、婚礼、着装打扮的意义和价值，都来自于李平的对照，没有李平的比较，潘桃对自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歇马山庄》里的月月也是如此，她通过她的好朋友庆珠，第一次发现“原来并非所有人都如她那般，也并非所有人都是那么地向往‘文气、知识、城市’”，庆珠对买子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她，这也是促使她爱上买子的一个重要契机。

　　当代乡土女性形象的刻画

　　孙惠芬塑造了大量的乡土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传统女性，如申老太太、“母亲”、金香等，也有很多“边缘人”形象，如二妹子、黑牡丹、李平、小青等等。孙惠芬小说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女性也是一些“边缘人”形象，这里之所以称她们为“边缘人”，是因为她们游走于主流的道德评价体系之外，很难用正统或者传统的标准去评价她们。

　　这些边缘人里，最突出的当然还是女性“失足者”形象的塑造。这些“失足者”完全不同于我们传统所谓的“失足者”，传统“失足者”经常都是被动失足，而孙惠芬小说里的“失足者”却经常主动失足。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是目前中国乡土社会一部分女性的生存真相。面对她们的特殊性，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都受到了挑战。如何刻画她们的性格，对她们主动失足的真实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孙惠芬做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她们的失足原因之一，是对城市的向往，比如《歇马山庄》的小青、《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李平，她们要融入城市，只能拿出自己的身体，她们献出身体，只为了跟城市亲密接触。原因之二，则是物质的吸引，物质改变了她们，她们被异化了，比如《上塘书》里的张家二妹子，一部手机就能让她献出自己，她还满怀感激。原因之三，则是《一树槐香》里的二妹子，是因为身体意识的苏醒，又没有找到正当的途径。这些人物的性格，有的很自我，有的比较虚荣，有的也不失单纯。

　　孙惠芬在刻画这些人物的时候，她难能可贵的地方是能尽量去理解她们，她对她们的态度少有指责，偶有同情，但不泛滥。孙惠芬尊重她们发自内心的选择，哪怕这选择是错的。作为一个作家，她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些时代进程中新的女性形象，填补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当然孙惠芬也塑造了一些传统女性的形象，以及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传统女性形象比如《歌者》《蟹子的滋味》里的“母亲”，勤劳、忍让、克制，得到了外界充分的肯定，也非常有福气，但在时代的夹缝里，“母亲”仍然有失落。孙惠芬还写到了这一类传统女性的消亡，比如《民工》里的柳金香，她是郭长义眼里的好女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的命运却极为悲惨，只能郁郁而终。

　　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比较典型的有月月和潘桃。她们都有良好的家境，受到了较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人品性格基本符合传统道德规范。但是她们生活在剧烈变革的时代，行为模式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潘桃自作主张旅行结婚，月月在丈夫身体出问题后陷入情网而出轨。她们游离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何去何从，难以判断。

　　显而易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乡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乡土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日趋复杂难测，孙惠芬是强烈关注当下中国乡土的优秀作家，她笔下的辽南乡村，将会随着时代的列车，一起前行。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