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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延安电影团》剧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在《延安电影团》这部新片里，以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钱筱璋等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最美好的年龄却主动放弃了上海摩登的生活，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历史关头，延安成了民族的希望，革命的灯塔。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焦点上，他们完成了一桩了不起的历史盛举：创建“延安电影团”，为人民电影事业奠立了第一块基石。他们的青春也因为在大时代的熔炉中接受了淬火，变得格外瑰丽。

　　影片《延安电影团》的主创者，用敬畏历史的态度，以质朴而深情的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吴印咸及其战友们在延安所投入的抗日爱国的火热斗争，以及他们如何坚定地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为人民电影事业写下辉煌的一页。在赴延安前，吴印咸就曾拍摄过《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脍炙人口的进步电影，是一位素负盛名的摄影师。他为人内向，拙于言辞，其性格却坚韧而刚强。为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他置生死于度外，肩扛摄影机，走上了抗日民族圣战的第一线，抢拍到无数珍贵的镜头。而战士们英勇杀敌、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更使他深受激励、刻骨铭心。特别是目睹了就在自己身边如柱子这样年轻战士的牺牲后，吴印咸含泪吐出了一句话：“我们不管做什么，心里应该装着他们。”在为白求恩大夫拍摄纪录短片时，他深受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感染，抓拍到一张白求恩不顾敌机轰炸仍全神贯注为战士做手术的照片（如今已成为最珍贵的“历史特写”），两人在短暂的交往中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颗崇高的心灵息息相通。

　　吴印咸有幸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以自己到延安最初四年的生活与创作实践作为印证，由衷地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特别是经历了严酷的战争岁月中血与火的锤炼，吴印咸内心充实了，眼界开阔了，性格也更加坚强了。他断然谢绝了每月拿120块大洋的“专家待遇”，而是轻松自如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借当年延安群众的话来自明心迹：“三年八路军，生铁变成金。”这不只是信念，更是他身体力行的实践。

　　通过这样的实践，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时代的熔炉中将自己淬炼成一个新文艺战士。就在延安遭遇敌机轰炸那一回，吴印咸紧抱着摄影机被击倒在废墟里，当战友们将他救出来时，他灰头土脸竟幽默地说了一句：“它没事，我就没事。”他带队到南泥湾拍摄军民大生产的纪录片，克服了设备、材料以及生活物质极端匮乏的种种困难，坚持拍片不辍，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又遭遇暴风雨袭击，在抢救胶片的战斗中他再次负伤病倒。当听闻胶片经抢救而安然完好时，他马上精神焕发地跑去请毛主席为影片题词了。在延安窑洞简陋的办公室门前，毛主席欣然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其实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点睛之笔。此时此刻，领袖与艺术家，两情交集，构成了一幅温馨隽永的经典画面。

　　面对当下银幕、荧屏上花样迭出的穿越剧、后宫剧，以及剥离人文情怀、抽离思想内涵的一味技术制作，再或者，迎合观众市场的时尚化、消费化运作，《延安电影团》导演安澜和他的主创团队却毅然坚守，以《讲话》精神来指导《延安电影团》的创作实践，由酝酿剧本到制作完成，前后三年有余。他们面对历史，面对创作，“充满了一种文化的神圣感”，既用严肃的态度还原历史，同时又敢于追求艺术创新，创造了一种“镜中镜”的套层影像结构。

　　试看那些穿插于叙事中的许多纪录片镜头和照片，都是黑白影像，具有不可复制的、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甚至带有历史自身的粗粝感），有些国宝级的镜头和照片还是第一次在银幕上呈现；而作为本片叙事的主体，即由艺术所重现的吴印咸及其战友们的人生历程，则都是彩色影像。黑白与彩色交替，这两种不同向度的影像（历史原生态与对历史的重塑）回环对应，将纪录片的纪实美与故事片的诗意美水乳交融，互为辉映，升华出让人动容的历史交响。观众正是在历史与艺术的交替之间，感受着那时代熔炉中熊熊燃烧着的青春。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