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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小说《红岩》之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就被不断改编着、拍摄着。但在已往的版本中，江姐是一个英雄人物；编导者也往往想尽一切办法，把江姐塑造得越发熠熠生辉。这样的创作方法如今我们已耳熟能详，它的名字叫高大全、红光亮或三突出。比如，在《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中，江姐、许云峰等革命者形象多使用全光，通常低位仰角拍摄；而反面人物则常用舞台式的脚光，平位拍摄。这样一来，英雄人物就获得了视觉上的优势。从“文革”结束至今，“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拍摄经历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这种“回归”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把英雄人物日常生活化。

　　高大全的人物之所以虚假，关键在于他们被编导删除了日常生活，只剩下了专门的革命活动。而仅靠这种活动，英雄人物还不足以成型，或者即使他们被塑造成了“典型”形象，也因缺少日常生活的焊接而显得很不牢靠。大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后来重拍“红色经典”影视剧，编导便开始在日常生活化上下功夫。但究竟如何去“化”，却又颇有讲究。当年电视剧《林海雪原》的编导就曾在杨子荣日常生活化时出现了问题。

　　《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史料与采访去形成它的故事情节，又通过何理立(江竹筠当年的闺蜜)的讲述去描述江姐的成长轨迹，这样它就有了独特的叙述视角。有人说它是“纪录片样式和剧情片结构”，有媒体说它呈现的是一段“潜伏式爱情”，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在笔者看来，该片最大的亮点是，它不但把英雄人物日常生活化了，而且还“化”得恰到好处。

　　比如，为了革命需要，江竹筠不得不与彭咏梧假扮夫妻，组成家庭。起初，江姐的心理比较矛盾，很大程度上她只是在完成组织布置的任务。然而，日久生情，她开始关心老彭的身体状况了，她买回来半只鸡给老彭炖鸡汤。不过，当老彭喝着鸡汤时她却突然问道：“你老婆，她会给你炖鸡汤吗？”说出来后她才自知失言，不该如此唐突。然而这样的细节却是高度日常生活化的。因为当她下意识地问出这番话时，她的身份已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对假丈夫有了好感甚至有了一些感情的准妻子了，她想知道的东西正是其准妻子心理的直率表达。

　　再比如，有一场戏是由这样的问答组成的。何理立问：“你很怕他出事？”江姐答：“嗯。”何理立又问：“你空下来的时候会想他？”江姐有点羞涩地点点头。何理立再问：“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江姐答：“嗯。”于是，何理立说：“肯定了。”江姐反问：“肯定什么了？你别瞎想，我们是工作关系。”这样的问答也是非常日常生活化的。何理立层层发问，套出了江姐的心思，但江姐最终却不敢承认。而恰恰是这种闺蜜之间极为私密的话语才见出了江姐真情实感的流露。

　　通过这样的情节、细节，电影呈现出了江姐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在笔者看来，如此讲述故事，为英雄人物的后续行动做了强有力的铺垫。比如，当年文学作品中那些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女性，身边都有一个“党代表”似的引路人。洪常青之于吴琼花，卢嘉川之于林道静，都是如此。而对于江姐来说，彭咏梧却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生活中的丈夫，同时也是革命的领跑者。而后来正是因为彭咏梧被害，头颅挂在城门示众，才有了江姐后续的革命行动，才有了她被捕后的宁死不屈。在以往的江姐版本中，杀夫之仇被革命化叙事淡化或遮蔽了，而只有在这种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中，这一点才能够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因此，江姐后来的所作所为，固然是革命党人的凛然之举，但又何尝不是亲情、爱情的力量使然？或者可以说，有了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之后，它也就最大限度地缝合了革命叙事所造成的裂痕。

　　要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缺憾，笔者觉得依然是日常生活化的幅度不够。彭咏梧在与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的妻子谭正伦结婚8年，并有了一个儿子。几年前，记者采访江姐的儿子彭云时，他曾坦然交待：“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惟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而1948年2月，谭正伦果然冒着生命危险去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了不到两岁的小彭云。如果谭正伦以及这样的历史细节也能在电影中亮相，那就不仅更日常生活化，而且还让这种日常生活有了一种传奇性，影片也因此有了一种人性的深度。然而可惜的是，谭正伦在影片中却只是一个匿名者，她只能被江姐和彭咏梧有限谈说。这样，影片也就无法在他们之间形成故事，从而失去了进一步还原和开掘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