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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个人呢？眷爱越深，便越是难以轻易辨清个中缘由。

　　小学五年级时，我读到了《我是猫》和《哥儿》，不知何故便喜欢上了夏目漱石。《草枕》《从此以后》《心》《门》《行人》，几部作品依次读来，他已成为我心目中无人可及的作家了。

　　《我是猫》中苦沙弥老师和迷亭之间的俏皮话着实令我着迷。成为大学生后，自觉智慧稍长，我便试着仿效。“苦沙弥”一角由我饰演，身材微胖的哲学系同窗则出演“迷亭”。我们说着淘气话互相打趣，我快活得在心中跳起了爵士舞，仿佛多少合上了一些文豪专属的韵律。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漱石的欣赏包藏着难以厘清的深层因素。随着阅读深入，我陆续窥见了漱石的多彩侧面，对他的喜爱与理解也就逐步加深，直至斯人的伟大沁入心脾。

　　例如，漱石的自我批评精神。他那自嘲并引以为乐的能力在处女作《我是猫》中便十分明晰，《哥儿》则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同为土生土长的江户少爷，“哥儿”极易被视为作者自身的写照。但若细心品味则会发现，“学究气”十足、喜读《帝国文学》的“红衬衫”才是漱石的翻版。

　　“红衬衫”面相良善，实则颇为奸诈，他在暗地里撺掇把“老秧君”撵出学校，还夺了他的未婚妻玛当娜。这个越想越令人“生厌”的人物竟然便是漱石本人的临摹。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直感不寒而栗。

　　抢夺友人女友一事于漱石而言似是相当的心理创伤。其后，他在《心》中作了更为悲惨的描述，这部小说至今仍拥有无数读者。漱石对这一主题始终无法忘怀。

　　这些日子以来，漱石的“立身方式”使我愈加钦服。如今，我也年届半百，到了回顾个人的生存样态和现实社会之时，漱石其人在生命中所展现出的真纯实令我铭感五内。而尤其叫我刻骨铭心的则是他那份坦诚的羞耻心和道德上葆有的至高境界。

　　1907年，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讲师的漱石接受池边三山的邀请，进入了朝日新闻社。据说此举足可将他那荣升教授，并从此一帆风顺的坦途变得渺茫难测——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分量之重，远非今日的东大教授可比。舍弃如此高位，转而投身时称“风险企业”的朝日新闻社，若无侠、痴二气，想必绝难做到。

　　据我猜想，这一决断中必然饱含着漱石誓走文学道路的赤诚一片。进入朝日新闻的前一年，漱石在寄给铃木三重吉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活着也好，死了也罢，我都盼着像维新志士那样，以豁出性命般的烈焰精神从事文学创作。”

　　漱石可谓舍“名”求“实”。换言之，他耻于现世的短暂“功名”，追求恒久不熄的荣耀之光。

　　入社当年的5月3日，他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峻刻却又热情如火的“入社辞”：“若称报社是做买卖的所在，则大学亦然。大学若非生意场，则非但谋求教授、博士显职之欲望将消弭无形，月俸节节高升之需求亦会烟消云散吧。……大学和报社一样都在做生意。若报纸是下等买卖，那么大学也同样如此。”

　　如今，报纸或已演变为网络那样的新兴媒体，但它与权威无涉，只和读者大众息息相关的本色依然无改。漱石必也作如是想，因此他的主要作品都以连载小说的形式见诸报端。漱石如果活在当下，说不定亦会在博客上发表小说呢。

　　漱石的志向乃是承继西洋小说的道统，是在明治这个“破旧皮囊”中创制出注入汉诗文和江户文学血液的新文学。他绝无余暇在除此以外的虚空缥缈处耗费心力。

　　近年来的日本早已尽丧创造新文化的锐气。不知不觉中，我们已龟缩在重重障碍之中，打不起精神来专注于对核心文化内容的探究。自大学中人开始，创造崭新文化的决心逐渐消失殆尽。所谓“文科”尘封于日语这个幽闭空间内沉睡不醒；“理科”之走向则与各学科知识需打通融合这一真知背道而驰。要孕育新兴文化，若无“维新志士一般豁出性命的烈焰精神”便不可为。我们可有那样的决心吗？

　　“辞去教职次日起，重负骤减，我感觉从未有过的浩浩之气充塞胸臆。……我心中清爽，淤积了四年的污垢也从肺里倾泻一空了。报纸可谓功莫大焉。”“入社辞”的尾声处，漱石这样写道。

　　冲决世间罗网的勇毅一朝拥有，真理和自由的空气便能充溢天地。被当今这闭塞时代缚住手脚的日本人看去似总是百无聊赖、裹足不前。其实我们亟须的，只是一点勇气之光罢了。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