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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礼（国画） 施大畏

　　今年适逢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日前举办的上海艺术新人大展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有生活就小”的论述，直面“艺术与生活”“艺术为谁服务”等历久弥新的话题，再一次激发人们反思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引起了关注。两会期间，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生活就小，这其实就跟人们吃饭一样，是一个‘用不着阐述’的朴实的道理。”面对记者的提问，施大畏表示，它没有那么深奥，关键是“80后”“90后”如何理解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我要跟年轻艺术家沟通的地方。”

　　他是在上海艺术新人大展开幕前夕对年轻艺术家说此番话的。艺术样式丰富、不少作品个性鲜明，显示了艺术新人在解决笔法、色彩、构图等技术层面问题的游刃有余，但存在视野小、缺乏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欠缺。这是当前艺术创作领域的通病，“它反映了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他说。

　　什么是生活？ 怎样深入生活？

　　但凡好的艺术作品，往往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蒋兆和的《流民图》、齐白石的花鸟草虫等，莫不如此。除去技术方面的因素，这些作品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真实的生活？艺术怎样反映生活？

　　施大畏一直保持着每年沿黄河边走一圈的习惯，在一个月时间里，了解民情、画速写、拍素材，收获颇丰。“1996年，我沿着黄河走，到了榆林高家坡画农家的速写。碰到一位70多岁戴白羊肚手巾的老汉，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2007年，我又到高家坡，再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老汉已经80多岁了。当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时，心生感慨：这个村子走不出多远就是高速公路，但这里10年几乎没什么变化。我画的《高原的云》系列作品表达的就是这种感受。”他说，这种经历沉淀在内心，说不定哪天就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了。

　　但是在多数年轻艺术家这里，对于到基层采风写生已没有了要求，这令他十分感慨。“过去我画连环画《暴风骤雨》，在元茂屯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锅勺、劳动工具里感受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有经费、有飞机坐，条件好了，大家还是不愿多去。”虽然他们也会挎上背包、下乡采风，但要感受真实的生活、了解老百姓的内心世界，是需要投入时间和情感、从内心向他们靠近，那绝不是在旅游景点拍拍照、停留几天就能解决的。

　　“最近我去东海大桥工地写生，那里在海上搭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柱子平台，然后向两边延展架桥。我到那平台上一看，200多个工人，全都是男人，整个施工期他们都待在上面。令我惊奇的是，那些别人眼中粗野的民工，在食堂的小车里养了小盆景。我对他们说：这太有情调了；他们回答，自己有时候一两个月都到不了陆地，一刮风就更长时间下不去，种小盆景是自己情感的寄托。”惊喜之余，他发现，叮叮当当的刚硬的劳动场景和小盆景的柔性才是这些工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在他看来，深入生活还需要善于观察、体悟，善于留意生活中的细节。

　　“小”与“大”的辩证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喝咖啡，这是生活；我画女儿，也是生活。这样就能产生感人的作品吗？”关注熟悉的生活、表达真实的情感，这样的作品的确无可厚非，但如果总是限定在这样一个窄的视野，就失去了感动更多人的力量，这样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施大畏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论述，其实也表达了这样一个命题，即艺术家如何超越“小我”，从而使作品拥有更深的人文情怀？

　　“要有感恩之心、担当意识和敬畏之心。”他寄语年轻艺术家，有了对时代、人民的感恩，就会有自觉的担当，从而以一颗敬畏之心思考更多的责任。

　　“现在一谈精品力作，就误以为是重大题材。不要进入概念的误区。”他认为，除了那些重大题材外，生活中有很多小题材有待挖掘，善于从生活的点滴提炼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并艺术地表现出来，这才是精品。

　　他的前辈贺友直先生，为了画《山乡巨变》，三次下乡体验生活。“他在生活中发现‘三小’——小动作、小道具、小情节，用它们把故事画生动了。这种东西不到生活中体会、不向生活中的人们学习，仅凭看几本书，是体会不到的。”他说。年轻人向他推荐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他到电影院看后直感叹：反映了“80后”真实的生活、他们对自尊的反思，小题材取得了大票房！他说自己爱看电视剧《士兵突击》，不讲大战，而是通过士兵训练讲述做人的道理，“不放弃，不抛弃”“活着就做有意义的事情”……它们都反映出，有生活、有人文关怀，小题材也能有大感动。

　　“生活永远有大有小，这是辩证法。”他说，“要重视小题材，善于以小见大。”

　　为谁而艺术？

　　作品格局大非一日之功，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艺术家尤其是今天的年轻艺术家而言，“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这，是个问题。解决生活压力，就可能迎合市场，失去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要维护生命尊严、体现个人价值，也许意味着远离市场和生活的困顿。那么，如何实现从生活到生命的升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又如何体现？

　　对于艺术家而言，艺术作品得到观众的认可，其个人价值、艺术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在这里，老百姓的审美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度量衡。施大畏举例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上，罗中立的《父亲》脱颖而出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反映的就是人民大众对这样一个质朴的农民形象的认可，是对代表着最真挚淳朴的劳苦大众情感的社会审美需求的人文观照。

　　“为什么双年展较受关注，因为，很多作品的样式虽是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与观众能产生互动。而许多架上作品过于追求技术，却忽略了老百姓的视角，很多观众甚至都看不懂，更遑论感动。”他告诉记者，在参与筹建中华艺术宫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坚定这样一个思路，即美术馆决不是美术圈自娱自乐的地方，而应该建成让百姓享受艺术的天堂。“艺术家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受众意识与责任感。”他想以亲身感悟告诉大家，在为画画“找理由”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从自我个性到社会共性、从“小我”到大情怀的超越；也正是这样的转变过程，使得艺术作品被赋予深厚的思想内涵。

　　“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其实已与自己的上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差距。但有一点，你若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光关心自己是不够的。”他说。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自觉

　　“许江为什么画《葵园》？它反映了艺术家一种深层的忧虑。那些作品让人思索，朵朵向阳而开的葵花在枯萎后还有什么价值？”施大畏说，许江的《葵园》系列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一种深深的担忧。

　　无论是文化单位的管理者，还是“老三届”、艺术家，多年来这多重身份融合在施大畏身上，使得他的作品一直具有一种宏大气势和悲悯情怀，他不断倡导主题性创作，与市场保持清醒的距离，以至有人笑称他“红色画家”。对此，他不以为意，“艺术要贴近生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即便如此，如今提出来却胆战心惊，因为有很多人的不认同。这更值得我们警醒。”

　　“现在很多全国性的美展评奖出现一等奖空缺现象，原因是缺乏有深厚内涵的作品。”他指出，为什么现在难出精品，就缘于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一个艺术家如果拥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就能化为文化的自觉，从而也通过作品反映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等系列工程为呈现主流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施大畏为此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一种主题创作和收藏机制，并加大政府采购力度，以有意识地培养年轻艺术家。“如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创作形成为一种习惯，并提升为创作规律，若干年后，就会积累、沉淀出一批精品力作。”

　　最近他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身”为中华艺术宫的开馆大展与法国奥塞美术博物馆洽谈合作项目。“法国的策展人跟我说，他们想把从库尔贝到米勒的作品拿到上海办展，借自然主义的作品重新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发现，重提自然、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想法，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是世界性的话题，是国际的普遍潮流。”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