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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次别离》剧照

电影《小鞋子》剧照

电影《麻雀之歌》剧照

　　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影片《分离》（A Separation，又译为《别离》、《一次别离》等）可以看做是当代伊朗电影的缩影，而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奖项也代表了世界对伊朗电影的又一次承认与赞赏。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不息》、《生命的圆圈》、《巴伦》、《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白气球》等一系列的伊朗电影赢得了全世界影迷和评论界的尊重，也让当代电影界记住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吉德·马吉迪、马克马巴夫等人的名字。

　　从伊朗电影在中国电影观众中的传播效果看，它们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角色与风格：纯真无邪的儿童、自然质朴的乡间风景、底层居民的生活问题、日常生活情景、长镜头影像、寻找人生机会与希望的人们。伊朗电影跨越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文化的差异而获得认可，其特别之处值得引发深思。

　　展现儿童独特视角

　　借助孩子来透视或对照成年人的世界，这一独特的形式令儿童电影在叙事和传播方面均能有效地规避文化审查制度的约束，并展示人性的共通价值。《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天堂的颜色》、《白气球》、《万籁俱寂》、《谁能带我回家》等影片是代表。这些影片充分书写儿童的趣味和心态，形成了处处受到成年人的权力与价值观制约却仍能自我表达的孩子的世界。长镜头的运用和溢出剧本的即兴拍摄保持了场景的完整性，在十分贴近生活本身的同时营造诗意。与此同时，儿童电影还是非职业演员的极致文本，他们的表演是感动不同文化背景中受众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的儿童电影是一种较为温和且通常与现实政治相疏离的电影类别。如马吉德·马吉迪所说：“在伊朗电影中的儿童不仅仅是儿童，最好的儿童电影就是要表达他们所要传达的人生真谛，因为成人往往容易感情用事，对过去眷恋不舍，而在儿童身上，闪耀的只有对生命的希望和热忱。”

　　《分离》一片在讲述成年人故事的同时也提供了孩子的视角，对言行不一的成人世界进行诘问。

　　呈现日常生活情景

　　伊朗电影善于利用日常生活中矛盾的自然发展作为叙事的动力。与儿童电影的类型特征一样，这种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同样能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中观影者的共鸣。而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困惑与挣扎，通常不是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平静中积累着锋芒，并以自然而然的面貌出现。《巴伦》和《麻雀之歌》等伊朗影片的魅力，就在于重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个体感受的多样性，而非简单地编织多变的故事情节。《分离》中不同的伊朗人面对法庭中的世俗纠纷和内心的信仰问题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种合乎叙事逻辑但却震撼人心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关注社会弱势个体

　　《苹果》和《下午五点》中的女性问题是莎米拉·马克马巴夫影片常见的叙事核心，而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和马吉迪的《巴伦》也将镜头投向了伊朗社会中的女性。这些影片从不渲染暴力场面，也并未将女性塑造为可供直接消费的电影形象，而将重点放置在这些弱者卑微但无法被忽视的希望上，这种讲述女性的叙事方式可以归因于宗教戒律主导下的电影检查规章，但也参与形成了独特的电影风格。《樱桃的滋味》中自杀者的故事更将有关弱者的叙事提升至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而《分离》却在“男/女”“成年人/儿童”“富裕/贫穷”的常见脉络之外进一步勾勒出社会中下阶层伊朗民众之间耐人寻味的文化差异。这些由社会传统和历史造就的差异是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国家面对的社会问题，参与构成了真实的文化变迁与社会政治议题之间的隐秘关联。在这一点上，《分离》与《黑板》、《秘密投票》等影片具有共通性。

　　强调纪实性

　　阿巴斯曾说上世纪90年代的伊朗社会与二战后的意大利社会较为接近，这很容易引发当代伊朗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令摄影机走入穷街陋巷，勾勒底层民众渺小但真切的爱与痛，展现包括失业（《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11时》）、社会保障问题（《风烛泪》）、儿童教育问题（《德意志零年》）在内的现实社会问题。90年代以后的伊朗电影在“提出社会问题”的广度上似乎比上述意大利影片逊色，但在纪实性和朴素的情节设置方面不落下风。更加重要的是，优秀的伊朗电影并不将本国底层民众的贫困当成一种刻意展示的对象，而是重点审视人在困境中的选择。《生生不息》源于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阿巴斯导演试图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拍摄地寻找幸存的演员，但地震巨大的破坏力和沿途的景象令他改变了拍摄计划，转而将灾区纳入了电影的镜头，讲述伊朗民众重建家园的勇气。这种为了纪实和展示人性的需要而改变的剧本，是纪实电影最宝贵的价值所在。而《分离》所延续的纪实性则诉诸手持摄影的影像真实性、不添加说教色彩的叙事真实性，以及不断被居室门窗所分隔的场景的真实性上。

　　本土化的诗意

　　阿巴斯的作品《生生不息》、《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和《十段生命的律动》都包含了旅行或公路电影的元素。不断行驶的汽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话空间，同时也是展示窗外流动风景的活动景框，父与子、自杀者与搭车客、计程车司机与乘客共同讲述着独特的伊朗故事，构成了本土的“旅行/公路电影”。阿巴斯将这种电影模式归结为伊朗奥义诗歌中旅行思想的启示，这种诗歌背后的宗教文化也参与塑造着电影的观念和诗意。《小鞋子》中金鱼围绕孩子嬉戏的画面，《天堂的颜色》和《万籁俱寂》中盲人孩子对世界的触摸和倾听，同样是诗意化的表达。《分离》的诗意则是在世俗与信仰之间进行选择的人性所营造的，它在男主人公驾驶汽车展开的城市游历之外揭示了一场更隐秘的心灵旅行。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