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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榆晚景休嫌少，日落红霞尚满天。

　　被誉为晋察冀抗战“达人”的九十一岁高龄的军旅作家柳杞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也是我的挚友。他离休前曾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正军级，山东省临沂人，曾出版长篇小说《长城烟尘》、《战争奇观》以及中篇小说《山径崎岖》、《好年胜景》、《苍苔履痕》等书。近作《九尽杨花开》是他多年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散文、报告文学、游记、短篇小说等文章的结集。

　　下面让我们跟随着柳杞的回忆，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重温他的《战地日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吞我国领土。这年冬天，我告别了平静的校园，辗转流亡到武当山下，徒步穿越秦岭到达陕北看花宫抗大分校，结业后奔赴敌人大后方。一九三九年初，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岸和魏巍第一次见面。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算上我一共六个人。在此之前的陕北公学学习时，条件十分艰苦，课堂是村落、广场，座位是各人的背包，课桌是各人的膝头。下雨时大家就挤在连在一起的炕头上听课。成仿吾和罗迈是正、副校长。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了。洛川会议之后，党中央发出到敌后方去的号召。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陕北公学看花宫分校结业时，发扬民主，让学员自愿报名填报自己要去的工作地区。我所在的有一百多人的三十五队，只有我和方唯若（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离休）去晋察冀。从武当山下的均县出发时有十人，其中有九人留在了陕北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由邵式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省长）带领这支一百二十人的队伍，从枸邑坪坊村出发，有两三匹骡马尾随队后，大家打好背包向晋察冀挺进。我们行装有三件：被子、大衣和挎袋。一月十二日到富县。脱下便装换上灰色棉军衣，军衣全是旧式的，上衣没有翻领，下衣是挽裆裤，穿上又空大又拙笨，据说是阎锡山给统一战线统一拨过来的，大家骂他对八路军另眼看待。宿甘泉城，过大崂山，一月十五日来到延安城。大家向唱歌欢迎的人群高呼口号，住宿在延安窑洞。天很冷，睡下被冻醒，醒来又睡下。在此之前，我早已会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写了延安的塔影和流萤，写了延安的壮丽和雄伟，“夕阳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你这庄严、坚固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的仇恨……”冬天能代表延安外貌的，就只有宝塔山和清凉山了。一月二十二日离开延安在跑步通过飞机场以前，邵式平请来了叶剑英参谋长，给大家做简短讲话，鼓励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到抗日最前方去，为危难中的祖国效力！一月二十七日到绥德，这是专区所在地，城郊险要处的石壁上刻有“一步崖”三个大字，绥德城东靠山，北去出了城，有一条护城河。我在河里洗了头，也洗了脚，因为要准备艰苦抗战，我坚持用冷水洗头已一年多了。离开绥德城，沿着无定河到达米脂，据说绥德是貂蝉的家乡，米脂是吕布的家乡，也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家乡。从乌龙浦起身，五十里赶到葭县，这是陕、山两省黄河的交界处，城墙蜿蜒跨上东山，山下就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我第一次见到黄河，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过了这里就是山西地界了。渡到东岸已是夜晚了，这一夜又冷又饿，行军三十里，在一个山村宿营，夜宿临县城郊。二月八日，到岚县，听说贺龙的一二〇师就驻扎这里。因陕北公学的学友方唯若留在一二〇师工作，二人相送，不胜离情。来到静乐县，再向前，就是同浦路的封锁线了。每人发给一斤干粮。白天很难通过，午后二时从一个小山村出发，接近同浦铁路时天已黑了。开始时脚步还能轻巧地跨过小河、石头，后来困乏了，两脚不由自主地踢碰石头，走着走着就迷糊起来，幸好未跌下山崖。风大天凉，行军十二日来到杨兴镇，找不到一粒粮，我们从前一晚就没吃饭，只好煮点谷粒充饥。二月二十日正是除夕，在一个山村，大家一直饿到天黑。当地出产黑枣，价钱便宜，六角钱一斤，大家误以为是葡萄干，不少人把肚子吃坏了。在郄家庄，队伍继续前进，要去华北联大。根据各人的自愿选择，我们一行四人离开这支相随行军将近两个月的队伍，来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岸，这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驻地。在招待所住下后，政治部主任舒同找我谈话，问我喜欢做什么工作？我回答听从分配。于是就把我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编辑科，编辑军区机关报《抗敌三日刊》。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工作岗位。编辑成员有：王龙文、丘岗、徐逸人、张守平、魏巍和我。在编辑科工作数月，我一再要求走上前线，于是，在当年桃花盛开的一天，在北石家佐，我和魏巍、瞿世俊（于一九四〇年在易县东罗村被俘后牺牲），被分配到驻守在易县狼牙山下的第一团。这个团连级以上的干部百分之九十都是经过长征过来的，战斗力很强。就在当年的夏天和冬天，我们参加了易县大龙华、涞源雁宿崖和黄土岭歼灭战，看到和体验到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场面。

　　我从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那天起就写日记。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没有雨伞、雨衣，更没有塑料布。下雨天行军作战，任雨水浸泡。一九三九年在狼牙山下，四十天的雨季反扫荡中，我把日记放在一个铝制饭盒中，这样，人在日记在，再大的雨也浇不湿它。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放有日记的那个铝制饭盒一直被我保护下来！

　　一九四四年起，日军对狼牙山、黄土岭地区进行多次大扫荡，我有时把藏有日记的铝制饭盒藏在被日军焚烧过的墙缝中或存藏在石块垒成的短墙间，后来怕不保险，就寄存在易县松山河南庄农民老友李廷玉家。在这些日记中，记录着陕北风光和窑洞生活，也记录着一九三九年易县大龙华的攻歼战、涞源县雁宿崖的全歼战以及击毙侵华日军中将、被日军称作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黄土岭之役……一九四三年秋冬，日军持续三个月大扫荡，日军在深山区南独乐村建立了据点，把炮楼垒在了南独乐村的山头上。松山河是南独乐村的近邻，我的战地日记的命运让人揪心！一九四四年春，在文安仁连长的帮助下，李廷玉老友把日记原封原样交还给了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我随军调入张家口。第二年我又托人从易县李三多村长家取回战地日记。我第一次在电灯下重新翻阅当年在菜油灯下写的“战地日记”。

　　一九四六年我被编入华北第二纵队宣传部工作，经常夜行军，黑夜当白天过，日记越来越多，行动不便，我又把“战地日记”寄存在河北安国县南张村李金海、李彦红家中，他们是我关系密切的老房东。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我住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派李洛琪取回我的“战地日记”。全国解放了，我的战地日记本应该放在书橱里安安稳稳存身了。不料，一九六六年狂风恶浪的“文革”来了，我的“战地日记”被抄走了，造反派断章取义，大加罪名，前车可鉴，我把多年保存下来的各方信件（包括一九三七年上海《大公报》文艺编辑萧乾的信件、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汉《大公报》编辑陈纪滢的信件）都泡成了纸浆，做成罐子、盆子等物件，但是，对我的从战火纷飞中保存下来的“战地日记”，我实在难以下手。怎么办？后来办法终于想出来了：那时候做饭烧水都用煤球，我把“战地日记”用油布包严实，放在煤球底层，煤球之上再放一些不堪触目之物，造反派的眼睛再亮也难以发现它！当时我的家在北京方家胡同四十四号旁门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里。我的“战地日记”尽管受尽了委屈，却平平安安地熬过来了！（周鸿声 笔录）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