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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到书名《在边城与无地之间》,很自然地就会想起沈从文和鲁迅。前者笔下的“边城”风景纯美、人性健康,是人性美、人情爱的代名词;后者笔下的“无地”孤独压抑、迷茫彷徨,是过客、中间物的栖居地。“边城”以其迷幻的桃源色彩召唤着我们,“无地”却以冷峻的灵魂拷问引领我们反抗现实。文集《在边城与无地之间》中,同名论文《在边城与无地之间——鲁迅与沈从文精神追求的比较与思考》不仅很好地呈现了两位经典作家人格精神的分野、价值尺度的不同,而且寻绎了两人在人性深度书写上的殊途同归。

　　如果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针对的是旧中国儿女们的愚昧麻木,意在唤起他们的觉醒,沈从文的返归自然则是在“人之子”前方构建一个美丽的“桃源世界”,虽然这世界与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局格格不入,有逃避现实之嫌,但“合乎自然”的人生方式何尝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在理想人性和精神归宿上,鲁迅和沈从文是一致的,不同的仅是路径实现上的差异。应当说,作者周玉宁对“边城”与“无地”的对比解读既为阅读、研究、走近鲁迅和沈从文提供了很好的视角,而且也在冷峻与温暖、批判与想象的张力结构中拓宽了对文学的理解。一定意义上,文学就是“在边城与无地之间”的追萦,在人性的幽暗与温暖之间的迁移。《在边城与无地之间》早已超出沈从文、鲁迅创作思想研究范畴,具有文学本体的隐喻之意。阅读文集《在边城与无地之间》中的文学评论、学术论评及访谈,我们感受到这份生气与温度。

　　“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可能的,人类的情感与爱好自有其共通处,但在精神的深层毕竟还有难言的隐讳。”这是周玉宁对柯岩新作《他乡明月》的解读,延展至新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亦是如此。“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追求小说的表现手段与技巧的丰富圆熟时,在深入地挖掘人生况味与意境时,也忽略或者回避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少,人们对现实事件的阅读需要更多地由新兴起的纪实性作品来填补。然而纪实性作品对现实的把握毕竟是零散的、泛审美化的,现实仍然需要小说来总结。……君不见‘要个说法’的说法一出现即风靡全国,在没有判断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判断。”这是周玉宁对小说介入现实的思考,也是对作家主体精神的考量。

　　正如郭志刚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文艺的发展、变革也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那么,作者因近水楼台之便,在适时地撷取它朵朵浪花的同时,也会被浪花打湿衣裳,使浪花染上个人的风采,表明她不是站在‘干岸’上收获这些浪花的。”文学要介入生活,融入时代,作家、评论家也要有一颗关爱现实、“同情的理解”之心,在边城与无地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如此,方能写出有温度、有生气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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