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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春节时，“送文化下乡”活动在很多地方又热热闹闹地展开了。作为一项实施多年的公益性文化项目，“送文化下乡”活动在各级文化部门的组织下，把大中城市文艺院团的节目送到田间地头，送到百姓的家门口，不但在春节这个欢快的节日，让老百姓看到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节目和演员，也为丰富乡间文化生活，特别是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做出了贡献，其亲民性毋庸置疑。

　　在“送文化下乡”实施的这几年中，这一活动的对象——“乡”也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比如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电视、电脑的普及使得信息鸿沟不再那么明显，而在此之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种种问题，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这些因素，再加上近年来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铺展，都必将对“乡”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欣赏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随之也为“送文化下乡”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乡”发生的巨大变化，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在实施演出“送文化下乡”时，都能够因应时势，做出一些调整甚至是创新。而总结这些创新，也许可以为“送文化下乡”未来的走向提供一些借鉴。

　　“下乡”节目的创新。尽管把节目送到了田间地头，送到了农民的家门口，但如果节目内容并无针对性，和观众的日常生活毫无联系，而只是让看节目的人图个新鲜或者是“看看明星”，那么“送文化下乡”的亲民性肯定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在我国的很多社区和农村地区，本身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着“请戏”一类的文化消费传统，这些因素实际上反映了社区和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习惯，反映了他们最为本土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能够好好考察这些文化消费习惯，那么“送文化下乡”就会更有针对性，也会更有利于这些地区文化消费习惯的养成，乃至于文化传统的承继。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些地区，很多鲜活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如果能够以这些现实的题材作为创作的主题，这样的“送文化下乡”才有可能成为老百姓真正的“心头好”，成为他们在田间地头的谈资。其实，近些年来，很多文艺院团在进行“送文化下乡”时已经注意了这一点，表现就是不少社区级别的文艺团体在“下乡”时的表现虽然在艺术水准上肯定比不上更高级别的院团，但是却总能赢在“亲民性”这一点上。

　　“下乡”形式的创新。尽管每年都有很多场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但是比起我国广袤的国土面积，以及远离城市的居民数量，这些活动对于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这一点，在近些年的“送文化下乡”中，有很多地方已经凭借着文化自觉，力图将“送文化”变为“种文化”，通过培养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准，使得他们在扎根社区和农村的同时，可以将“送文化”活动常态化，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文化欣赏水平和消费习惯。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为“种文化”构建体系化的支撑，有可能成为这一创新的最新发展趋势。而如何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某些文化基础设施与此配合，形成合力，将会是今后对“下乡”形式和能力的一种考验。

　　“下乡”平台的创新。作为一种公益性文化项目，“下乡”固然是文化部门和文艺院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想将“下乡”常态化，则只靠有着繁重的演出和创收任务的城市文艺院团显然并不现实，而且也会成为其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如何为“下乡”搭建一个平台，为其解决资金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不少地方，将演出送“下乡”与吸纳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将企业的营销、推广需求与演出“下乡”结合起来，甚至初步形成了“政府买单+企业搭台+院团唱戏”的“文化产品购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下乡”有可能进入一个政府投入种子资金进行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社会资源广泛调动，院团和观众双赢的良性循环中。

　　“下乡”效果评估的创新。“送文化下乡”毫无疑问是一项文化公益项目，是政府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时应该进行的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投入在“下乡”上的资金和资源可以不讲求效率。恰恰相反，作为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下乡”的效果必须进行评估，对其效率必须有较高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对“下乡”的效果评估大多还停留在“数场数”的阶段，缺乏科学、合理、体系化的评估手段。单从数字来看，全国每年的“下乡”演出高达上万场，但是这些演出到底观众爱不爱看，演出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却往往不得而知。而场数这种极其简单的效果评估方式，对于投入其中的财政资金来说无疑是“粗暴”的。实际上，如果能够将看什么“下乡”演出的决定权交到观众手里，由他们来用脚投票，观众多的演出才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观众少的演出在计算任务量的时候就要打些折扣，这样的方式也许就能提升“下乡”的效率。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