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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对中国而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和学术交融的结果。当依据西方学科规范建构而成的美学作为一门西学进入中国时，必然会被烙上本土化的“民族身份”，也就产生了美学“中国化”的问题。其实，从美学在我国落地生根开始，美学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即经历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发展进程。

　　在西学东渐之前，美学在我国文化原生态中只是一种潜存形态，中国古典美学智慧是舶来西方美学视角之后“返身自观”的产物。一方面，我国古典美学智慧缺乏系统理论表述，又不自觉地牵涉许多审美和艺术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泛化式的审美与文化物态、生活经验互渗融通，我国古典美学文本或附属于宗教、哲学、伦理等论著，或依附于文论、画论、乐论等论述，成为融入其他思想的潜层存在。尽管我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时期、不同应用中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仍自成一种前后承续的审美范畴演变体系。如审美创造与体验鉴赏的混糅就构成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的东渐，对近代中国美学产生了形成性与构成性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由此，美学的“中国化”始终处于“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由于西方美学的框定作用，迄今为止我国美学的建构，基本依照了西方物我分立的思维，表现在人与自然、心灵与外物、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诸多分殊上，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化”包含着“西方化”。另一方面，本土思想的积淀要求美学构建在“中国化”的坚实基础上，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化”更是“本土化”。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统一，或者说，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始终是中西方“视界融合”的产物。不仅“在中国”的美学研究如此，它是从本土视角出发、使用现代汉语加以思考研究；而且“中国的”美学思想的历史与原理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美学史”研究是有了西方美学视野之后形成的。

　　美学要“中国化”必然具有特殊的规定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美学“中国化”至少包含三个层级。一是“从外语到中文”。就像笛卡尔让哲学用法语说话那样，如何用“中国话”言说美学是个基础性问题。这里的“中国化”意味着“汉语化”，更确切地说，是“现代汉语化”。二是“从语言到思想”。中国古典美学向来讲究“得意妄言”、“得鱼而忘筌”，那么究竟如何用“筌”去逮美学理论这条“鱼”，始终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课题。三是“从思想到实际”。虽然中国美学主要以“审美非功利”为基本前提，但又强调审美“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用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

　　总而言之，美学“中国化”所探寻的是，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的历史进程；所追问的是，美学是如何“本土化”的。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