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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田青先生大作《禅与乐》之后，不禁感慨良多：其文笔之流畅，知识之广博，思辨之缜密，说理之透彻，皆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乐”，我“个人的、不可替代的感受”是：有的乐曲“喜欢”，有的乐曲“不喜欢”，甚至有的乐曲还令我“非常反感”。对于“禅”，我也是一知半解，或者说是皮毛之见。恰如苏东坡在《答毕仲举书》中所说的那样：“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对佛教，虽然我自己并不信仰，也不可能像慧可那样“断臂求法”。但在内心深处，却也充满了敬畏之情。佛经中许多对宇宙、对世界乃至对人生的观照和哲思，确实充斥着无穷的哲理。
田青先生在书中指出：“大部分中国人平时没有一个一贯的、明确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宗教生活，也没有起码的宗教热情和宗教准备，事到临头，一筹莫展了，这才想起神佛，想起宗教。希望宗教能使他摆脱困境，幻想着超自然的‘神力’能帮他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正因为如此，所以大部分中国人也“没有宗教方面的排异性，而是持一种宽容的、宽泛的、极富包容力同时又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宗教观。”“凡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佛、菩萨、上帝、神灵、鬼怪、妖魔，在他们眼里，几乎统统都是一样的，除善恶之别外，再无分别。所有宗教，也都是一样的，是一回事儿，用不着再分什么佛、道、天主、基督”。
既然“创造”了众多的神，这些神就必须为人所用，对人有用，甚至专门为某一个个体生命所利用。平时供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如来佛祖这些大神且不说，即使茅坑、猪圈、狗窝等处，也会被认为有神并会受到供祭。甚至有人在一棵树上系块红布，不多久这棵树上就会红带飘飘难以计数。对于这种现象，田青先生在书稿中也以幽默调皮的语言作了描述和论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家乡经常派遣人民公社一些级别不高的小干部下乡“蹲点”。他们的一日三餐，都由村民们轮流着管。有些村民为了不吃亏或者占便宜，便尽力用好饭好菜招待他们。但有些家庭贫困或者没脑子的村民，便不能或者想不到要这样做。于是乎他们有时就会吃亏，更谈不上占便宜。久而久之，大家都明白了这一“原理”，便你攀我比地用最好的酒菜款待他们，结果越比越走样，越比越高档，还是该吃亏的吃亏，该占便宜的占便宜，还把“蹲点者”惯成了官僚气十足的腐败分子。人人自作聪明，最终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关于中国人对于鬼神的态度和心理，田青先生在书稿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历史上，普通百姓对鬼神基本上持一种类似对官府一样的心理：怕，但又必须同其打交道，所以，便大致采用了一种在对付官府时被普遍采用的方式：能躲就躲，躲不过，就行贿、糊弄、敷衍……这种农民式的狡诈，这种在清醒的‘自欺欺人’中陶然心醉的心态和行为，正好说明大部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宗教思维方式。”
我国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有一首《金菊对芙蓉》词，标题为“甲申辞灶作”。词曰：“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焠完之。值祠神时节，莫备肴胾，瓦垆仅有香烟绕，酹灶前浊酒三卮，料应神圣，不因口腹，捏是成非。
况复盎碗相依，念区区非吝，神所周知。倘上方见帝，幸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粟，从空堕万铤朱提。尔年此日，牺牲丰洁，两有光辉。”该词妙趣横生，言辞诙谐，既反映了蒲松龄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心理，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于鬼神之心态的一个缩影。正因中国人有着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有些人往往在自己对神鬼的索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骂神咒鬼，甚至鞭打神像。而对于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神鬼，则采取恭送或者驱逐的做法。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就留下了许多“送穷神”“送瘟神”之类的作品。
在这个大环境中，可能是所谓“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即使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对宗教、鬼神也是这种态度。所以，田青先生在书稿中进一步指出：“不光是普通民众，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也极其淡薄。”“大部分中国文人‘入世（仕）’不得，便选择‘遁世’‘避世’或干脆‘混世’的人生态度，却较少‘出世’。”此言甚是！如果说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已达到了“净”的境界，那么慧能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则可以谓之“空”。而纵观中国的文化史，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古代文人在仕途不顺利时往往“逃禅”，而现代文人在官场失意时则喜欢“逃红”——躲进“红楼”中大说“梦话”。但无论“逃禅者”还是“逃红者”，都是在借助一种外在力量以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不过，古代“逃禅者”虽然“云空未必空”，但却基本能做到“净”，而现代“逃红者”则既不“空”也不“净”！
至于禅宗为何会在中国如此盛行，田青先生也做了很好的总结：“禅、净二宗在中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宗教世俗化的结果，也是佛教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而使其宗教性逐渐淡化的结果”“而禅宗中人对清规戒律的蔑视以及日常生活不但不必抛弃反而也是一种修行的理论，更使禅宗思想迅速被中国人所接受”。一言以蔽之，禅宗在中国的盛行与普及，乃是宗教世俗化、“中国化”的必然结果。用现代流行的一句话来说，禅宗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非常实用的灵丹妙药。如前所述，“神化”宗教并从实用主义出发，是大部分中国人接受这种宗教的原因之一；不注重形式甚至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老百姓接受这种“简易性”宗教的原因之二；六祖慧能不识字，当时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不识字。深奥难懂的佛经，莫说对于不识字平民百姓，就是让知识分子们来阅读，恐怕也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此其三。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禅宗在中国的盛行，确实是顺应了中国的民意和国情。
对于《世说新语》，我历来都是当做“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来阅读的。对于其中的一些逸闻轶事，我也是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而对其中所载“桓子野为王子猷吹笛”这则轶事，也只不过认为王、桓二人皆为放诞任性之辈而已。田青先生在其大作中引用了这则轶事并阐释说：“一个吹完了，一个听完了；该吹的吹了，该听的听了，功德圆满，还说什么呢？再说一字，便是多余；再说半句，便是废话。”“更应该令今人感慨惭愧的是，这两位真正的‘爱乐者’，其时一位官至‘骑兵参军’，一位‘已显贵’，官至‘大将军’。他们在音乐的交往中，忘掉世俗的‘身份’，抛开世俗的‘礼仪’，至情至性，通脱潇洒，其思想境界，已直逼佛门。”乐山者未曾见“仁”，乐水者却已见“智”！田青先生真不愧为搞梵乐的行家里手，居然能从这则轶事中看出“禅与乐”来！
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崇拜最佩服的一个人便是天纵奇才苏东坡。要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在艺术创作领域中，苏东坡涉足哪个方面，便在哪个方面卓然成家。为诗，在唐诗已达顶峰并占尽所有题材之时，他却能另辟蹊径傲立诗坛；为词，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为文，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书，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他诸如绘画、札记等等，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甚至连平时的谑言戏语中，也充满了无穷的智慧。其次，为官从政，他从来不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新党打击也罢，旧党拉拢也好，他都能从社稷民生出发，坚持自己的政治主见，因而一生中屡遭打击，但却能处之泰然，致被其小妾朝云笑称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为人，他达观豪放，宠辱不惊，被贬谪至遥远的岭南，也能吟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佳句……不曾想，田青先生在其大作中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最令文人们心仪和敬仰的，还是苏东坡。”当我读至此处，不禁拍案叫绝。内心深处虽然不敢把自己与田青先生相提并论，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来。当然，由于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所不同。田青先生在引用了林语堂《苏东坡传》中的一段话后总结说：“当人们看到他在大起大落的人生里，无论狂风巨浪还是饥寒交迫，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发配天涯海角，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个禅者的宁静与自在，甚至在生活谷底依然保持着在生活中发现乐趣的能力，就不可能不怀着一种比看圣人多了一份亲切、比看亲人多了百倍崇敬的心来看他。”“命运不仅给了这个个体生命以旷世诗才，同时还给了他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和在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也要开开玩笑的发自内心的幽默感。”作为梵乐研究专家，田青先生又毫不犹豫地肯定说：“当然，对我们最有魅力的，还是苏轼徜徉在佛法与音乐中的天真、圣洁的灵魂。”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与苏东坡有些相似，这便是明代大文学家汤显祖。在创作方面，他反对只讲音律而不顾内容的吴江派；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不仅敢于参劾权贵，并因此而被贬官，甚至还屡次拒绝权相张居正的拉拢和接引，坚决不与其子交朋友；对禅宗，他也佩服到了极点，由衷崇拜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他的《江中见月怀达公》云：“无情无尽恰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不仅颇富禅理，而且与苏东坡的“庐山三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田青先生在其大作中也以形象化的语言作了总结：“在文化领域里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同时也是使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濒临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崇洋媚外，事事以西方文化为楷模，凡是与西方不同的，统统在自己身上开刀，垫‘鼻’阔‘嘴’隆‘胸’，以求貌‘像’洋人。二是信奉‘科学主义’，将科学凌驾于艺术之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流脉一旦断流，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灵魂，终结了生命。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在臭皮囊上做什么文章都是没有用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各民族间文化的互相交融，也为各民族相互间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文化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更不是照搬照抄拿来便用。文化传统濒临中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人的问题。
借题发挥，勉强草成此文。然辞不达意，难解其中“真味”。附庸风雅，莫此为甚。不妥之处，还请田青先生及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