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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成了与我国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随着中阿友谊迅猛蓬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紧缺的人才。
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国专家在阿工作的任务回国以后，有五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总参某部和《人民日报·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争到周总理那里，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报社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讲，不要争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在报纸国际版上，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为了加强报纸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就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噢，是这样，那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报社国际部工作合适。这样，报社国际部便很顺利地从我所属的已经人事冻结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把我调到了《人民日报》。九月十六日，我满怀幸福感、荣誉感和非同一般的责任感、使命感，兴冲冲地走进王府井大街二百七十七号虽不很高但却显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人民日报》大楼，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翻译、记者、以笔为武器的新闻战士。
到报社工作不到十天，领导就叫我做好陪同即将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工作。十月十六日，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心里想：两周前，周总理批准我调到报社工作，现在马上又让我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我也太有运气了。但是，一旦译不好，译的过程中打奔儿，怎么办？我知道周总理的法文很好，可以用法语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交谈。阿文与法文比较接近，我怕有的词译不准，影响周总理的情绪和整个接见。而且，几天前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总理谈话中涉及到此事，政治术语更要译得准确、无误，不能出丁点儿差错。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团的戴枫同志见我有些信心不足，惴惴不安的样子，便很体贴地给我打气：“要有信心，保持平静、沉稳的心态。总理特别慈祥可亲，很体谅翻译。你大胆地译，就像在一般场合一样，没问题的！”
下午四点整，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周总理面带笑容、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亲切地与每一个人握手、问好。戴枫同志指着我告诉总理：“这就是我们刚刚调进报社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郑恩波同志。”周总理像长者对待孩子那样亲热地看了看我，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摇了两下。这一握蕴含着他老人家对后生晚辈无限的关爱、信任和厚望。
周总理接见外宾的讲话，向来都是书面体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对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讲话，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主要是对自己不久前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一事向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并通过他们向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交了个底。口气极为真诚、亲切，是只有对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讲的心里话。措词言简意赅，概念清晰精确，我越译信心越足、越流利，宾主双方的脸上都露出会心、满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感到紧张，呼吸也平稳下来。突然，总理转过脸来，和蔼可亲地问我：“最近，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新语录，就是‘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那一段，你会背了吗？”我难为情地回答总理：“还不会。”总理接着说：“这样吧，现在我一句句地说，你逐句译。”于是，总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长长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我也很准确地译了每一句，不重复，不打奔儿。译的过程中我亲自感受到了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忠诚。七十一岁的老人了，每天国家有多少大事、要事需要他老人家去过问、去处理啊！可他还能把毛主席最新的长长的语录背得如此熟练，实在是令人钦佩、敬仰！
接见结束了，周总理要和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们一起照相，按惯例，我和参加接待的同志们都自动地闪在一边。周总理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说：“都过来，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对外宾继续解释，“翻译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从前，他们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儿。现在，我们就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总理的这几句话是我没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起来，我跟在戴枫和接待组的几个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一排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第二天，这张对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全部的照片中最珍贵、最富有光彩的一张！“文革”期间，翻译参加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照相，我是第一人，在我之后才有王海容、唐闻生等译员的频频出场。这是我今生今世时时都要铭记在心的非常事件。
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接见代表团的翻译任务，接待组的全体同志感到轻松了不少。晚上，戴枫同志与我聊了许多，这也是我调到报社后，他作为部领导与新人别具一格的谈心。“好不容易啊，这次我们调你来报社工作，惊动了总理，他老人家讲了话，不然你是调不来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们国际部很幸运，多少年来，总是一直在总理直接领导、关怀下开展国际宣传工作。总理多次要求我们要成为自己负责的国家的研究专家，要精通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你很年轻要有信心，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
陪完了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之后，领导又要我做好陪同以解力夫和戴枫为领队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准备。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阿关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别重视中阿关系的周总理，为了确保我党政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的访阿圆满成功，两个团出访前夕，在人民大会堂特别接见了两个团的全体成员，我有幸听到了周总理的教诲与嘱咐。他老人家对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成为指导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四十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对做好这一工作的决心与信心都毫不动摇。之所以如此，那是与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的。
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负责接待该团，我是陪同翻译。九月三十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我陪伴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们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间的一张大餐桌旁，主席台上每位国家领导人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庄重、洪亮的迎宾曲振奋人心地响起来，周总理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时，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他。望着他那比五年前与我握手时明显地消瘦了许多的面容和一双依然锋利有神、炯炯闪光的大眼睛，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想起九年前他访阿时，在我驻阿使馆的大厅里教我们全体留阿学生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红梅赞》的幸福情景，更想起五年前为把我调进《人民日报》他对我的特殊关照和殷切的期望，还联想到这五年来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心里顿时翻涌起一种苦尽甜来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长们开始向总理敬酒了，但总理没有站起来，有人替他喝酒还礼。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总理的身体……”我害怕往下想。从这一天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便在我的心里纠结起一个大疙瘩，我对自己说：“要抓紧一切时间，继续深钻苦学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一定要用最丰硕最富有含金量的成果报答总理对我的恩情和期望。”
在此之后，报社和国际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访问，并要我做好到阿尔巴尼亚任常驻记者的准备。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政治部和国际部想方设法把我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户口由老家辽宁盖县迁到京郊东坝河畔的北楼梓庄，彻底结束了多年来花钱困难靠公家补助，粮票要同志和朋友赈济的苦日子。正当美好的未来在向我热情地招手时，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清晨的一声炸雷炸得我头晕目眩，心撕胆裂，几乎都站不住了。原来，收音机传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好总理……天哪，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的这件最可怕、最叫人心惊胆战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我们全家人抱头哭成一团。那是举国同悲、万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据当时的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开追悼会，但总理生前与他老人家有过接触和共同工作的人，可到北京医院参加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我当然有资格参加。戴枫同志和即将成为报社一级领导成员的潘非同志，都正式地将此事通知了我。整个报社四百多人中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是非常少的，这是我今生最感欣慰、荣耀的事情之一。
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不太大的告别厅里，我眼含泪花，向无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可我觉得怎么也表达不尽对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国际部的几个同志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进了成千上万人沉痛悼念周总理的队伍中。
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报社五层楼顶端的平台上，仰望着载着总理骨灰的飞机向长城方向飞去，久久未能离去，直到飞机在湛蓝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办公室，站在窗户旁边，望着喧闹的王府井大街呆呆地出神。
从那天起，我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钻研更加投入了，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却始终是我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
在我家书柜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周总理逝世后《人民日报》编辑出版的一本纪念周总理的文集《五洲的怀念》。每天我都怀着幼辈孝敬长者的深情，向这本书封面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与外国青年欢聚在一起的周总理望上几眼，想一想每天都做了什么。每当自己出版了什么作品，我总是把样书放到这本文集的前面，让敬爱的周总理第一个看到我的劳动成果。等到下一次再有新书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换下来，迄今已换了四十二次。
虽说在将要出版的十二卷《郑恩波文集》中译、研外国文学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真的把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文化的研究搞深搞透了吗？我真的成了总理所要求的那样一种“阿尔巴尼亚通”了吗？差得远呢！我还要写出、译出多少更新、更精、更尖的作品，才能不辜负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才有资格向“阿尔巴尼亚通”靠拢。我有决心和信心胜利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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