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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5月的开卷科普畅销书榜单中有两大亮点：一是史蒂芬·霍金和他的《时间简史》依然是常青树；二是科学松鼠会的新书《冷浪漫》上榜，让外界对团体式的科普创作模式刮目相看。榜单反映的趋势仍在延续，即在科普畅销书市场，国外作品占据多数份额，本土原创作品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种情况，在其他科普成果展示中也存在。

　　在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下所产生的科普作品，俨然成了政府在玩的“左右手游戏”的道具。科普作品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上，而与公众“无关”。

　　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埋没了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方机构也始终得不到承认。

　　科普评价不是有没有办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状态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自为界，科学家和媒体老死不相往来。

　　科学传播应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视角改不过来，中国科普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周一晚上是个匪夷所思的时段。每到这时，就会有1000多万美国人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热门喜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为剧中主人公、加州理工学院一群对科学和动漫富有激情的年轻科学家们的嬉笑怒骂痴迷不已。

　　《生活大爆炸》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赚得盆钵满溢，但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科普事业却一路踉踉跄跄，仿佛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在几代人的奋斗中，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是科普大国。公众的不满，科学家的淡漠，科普人的局促，以及一个个冷清的“科普展”、“科技周”，中国的科学传播到底病在哪里？

　　科学家：科普跟我有什么关系？

　　几年前，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学教授李大光为中科院作科普规划时，曾在全院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科院约80%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有专门的人去做，自己可做可不做”。

　　80%，这个数字令人惊讶，但又在李大光的意料之中。“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科研人员只要完成了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课题通过验收，就可以得到业内的评价和承认。”

　　而且，虽然“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够了”，但诸如SCI论文与职称挂钩等规定，也已经让大多数一线科研人员精疲力尽，无暇顾及科普这种“在业余时间做做就好的慈善事业”。

　　尽管如此，国家各级科普部门还是想再努把力，想让科普也享受享受科研的待遇。

　　11月1日正式实施的《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办法》（下称《办法》）中规定，今后在辽宁省，个人撰写的科普著作、科普论文、科普读物等科普成果、指导科普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评比考核、学术奖励等方面，与其他学术成果享有同等待遇。

　　“事是好事，可以鼓励人们做科普的积极性。”李大光评价称，“但在操作层面上，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主管科普的部门是各级科协，但“奇怪的是，科协虽然是一个政府机构，却没有决策功能，这样的属性决定了科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有限。《办法》在辽宁省内或许能起些作用，但一旦跨省，这些政策将难以执行。比如一名辽宁科研人员承担着国家农业部的某个项目，然后拿着科普作品去结题，怎么可能得到承认？”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李大光认为，科研和科普的评价体系完全是两回事。“科普是以推广量、普及面和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的；而科研成果强调突破性和创新性。两个评价体系完全不同，指标也不一样，不能放在一架天平上称量。”

　　好书都哪儿去了？

　　“这本书虽然是科学家谈科学，而且著名科学家很多，但是内容粗糙，模式化，说教严重。普及类的科学书最忌讳的就是过大过厚，价格过高。这部书作为科学家口述史还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做普及类读物。”

　　“这是一部10多年前的科普电影，在拍摄思想和手段上都已经过时。”

　　“有一种书，专家觉得没意思，普通读者看不懂。这本书就属于这类书。”

　　这些直率的意见，是去年李大光给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普类参选作品写的部分评语。除了这个奖项，从2007年开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三年还会评一次“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其中“自然科学总论”单项中就包含着科普书。

　　几乎每年末，李大光都会被邀请担任这些科普奖项的评委。“每次我去评奖的时候就特别纳闷，我这一年读了那么多好书，怎么都不在评选范围内呢？一些书里又是院士又是大科学家的，但根本就不好看，也卖不出去。”

　　在美国，情况则正好反了过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亚马逊等主流媒体和网站都会定期出一个畅销书的排行榜，以能否上榜、在榜单上停留的时间来评价科普作品的优劣。此外每年普利策奖也都设有非小说类的奖项。

　　而电视节目则以收视率来评价。美国的一集电视剧通常要播60分钟，其中45分钟是电视剧，15分钟是广告时间；而科普节目每档只插播5分钟广告。广告收入造成的亏空，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来掏腰包，政府以此来鼓励科普电视节目的创作和收视。

　　让李大光感到遗憾的是，中国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评价体系，埋没了不少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方机构也始终得不到承认。

　　“开卷排行榜”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独立的排行榜直接针对图书销售量进行排名，其中也包含了科普类图书，并且还细分为成人科普和少儿科普。

　　“市场是最真实的反映，如果用这个榜单作为评价体系，会比各种政府评奖有效得多。”李大光说，“科普评价不是有没有办法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状态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地方之间各自为界，科学家和媒体老死不相往来。视角改不过来，科普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可怕的文化断层

　　“从科研到科普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科普理应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一部分。但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恶劣的偏见，认为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科研就是高级，科普就是低级。”

　　中国科协第六、第七届常委王海波认为，中国科普的尴尬地位，与当今社会的文化断层不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就曾倡导“科学家每出一篇科学论文，就应该写一篇科普文章来解释它”。而与杨钟健同时期的老一辈“留洋派”科学家们，接受过西方科学思想的熏陶，也大多支持科普，认为科普应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便急转直下。“在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意识形态高度强化，思想禁锢，文化的地位被彻底毁灭。”

　　国家动物博物馆策划总监、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张劲硕分析，“这代人现在正好是国家科研和行政的中坚力量，这是他们不理解科普、不参与科普的根本原因。”

　　去年，中科院院士杨焕明的《天生与人生》成为“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唯一一本获奖的科普类图书。“我参加了这么多次评奖，像杨焕明一样热衷于科普的一线科学家简直是凤毛麟角。”李大光说，“只有极少数上了年纪又比较热心的人才会主动参与，年轻一些的科学家根本就不在意。”

　　200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研发人员中，参与过科普活动的比例约为56.7%，与发达国家相比参与度较低。其中，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是“被动参与”，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参与度更低。

　　在各科研单位，科普则多被认为是“摆设”、“花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科普部门经费紧张，大多数人身兼数职，科普只是他们的一个副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表示。

　　但在张劲硕这样的“80后”身上，人们似乎开始看到一些希望。

　　一个“科研逃兵”的光荣与梦想

　　在新浪微博上，张劲硕有两万六千多名簇拥者。在他的“粉丝”眼中，他是科普圈里的“蝙蝠侠”。

　　“我从小就爱看《动物世界》，拿个小本，电视上出现一种动物，我就记下一种。”

　　长大后的张劲硕如愿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蝙蝠分类。毕业后他却进入国家动物博物馆，投身到了科普工作当中。

　　“说实在的，博士毕业没能继续做科研还是挺遗憾的。”张劲硕说，“这些年兽类分类学一直在萎缩，得到科研岗位的机会几乎没有。”

　　不过，这个乐观的年轻人还是看得很开的，毕竟在动物博物馆，他也能天天和自己热爱的动物见面。

　　“以前读书时只接触自己的导师和同学，做科普工作后，接触的人明显多了，知识面也开阔了，我觉得我成长得很快，挺开心的。”

　　开通了新浪微博后，张劲硕碰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动物爱好者。“许多网友关注我，让我帮他们认动物。上学那会儿我只认识蝙蝠，现在为了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得查阅大量资料，无形之中自己也长了好多见识。”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学习科学，对张劲硕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他从现在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

　　待遇是张劲硕唯一的遗憾。“科学家有自己的职称，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给科普工作者‘正名’。不过我相信只要国家重视，会慢慢好起来的。”

　　当然，与职称相比，这个理想主义的青年还是更珍惜自己的梦想：“这些年来，科普人一直在试图让人们明白一件事，即科学就是一种生活，未来的世界是不需要科普的，人人都能自己学习科学，人人都喜欢科学。”（记者 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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