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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对曹操来说，还是对文姬而言，续史以达文治，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都是在践行华夏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通过这种践行，达成在天道史观下的某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从而获取某种永恒的力量。促使文姬放下一切、毅然回归的国度，不是生养之邦，而是信仰之邦、文化之邦，也就是代表着文明与希望的未来之邦。

　　最近，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了一出由李海燕主演的《文姬归汉》。笔者于京剧完全是外行，只停留于直接的感受与欣赏，至于唱腔、表演好在哪里，则不知所以，无以置评。剧目的情节则几乎是众所周知，也无需介绍。不过，这出戏倒是让笔者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在抉择归身何处时都会面临的，那就是：何处是我邦?

　　文姬为何选择归汉

　　单于接受曹操之请，同意送文姬归汉，无疑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也只需从现实出发权衡得失来决断这件事；左贤王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显然不愿文姬离开自己，因为不管是从自己对文姬的感情讲，还是从两个年幼的孩子看，都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单于的旨意，同时如果按剧情的演绎，他还得考虑文姬的意愿。在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这个问题上，内心最复杂而最难抉择的则是文姬本人。离开之难有种种，而难中之难则是骨肉亲情，一个母亲要抛洒一对幼小儿女，其情何堪；其次是养育之情，“生我者尊，养我者大”，漠北穹庐虽非生育之境，却是劫后十又二载的养育之地，即便对此异域还不十分习惯，毕竟受惠良多于此间天地，一旦诀别在即，不免难舍难分；其三则是恩宠之情，文姬是在乱军中被掳到匈奴的，但是庆幸的是她得到了左贤王的爱情，列身王妃之位，虽然她并不一定爱左贤王，但是左贤王对她却是恩宠有加，这些是她在汉地未曾有过的，回到汉地也不会有的。

　　虽然有此种种离别之难，文姬最终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归汉。这意味着她割舍了骨肉亲情，也舍弃了数身的恩宠于一身的尊荣，所以，为何选择归汉，也才成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拷问过文姬，也拷问着每个人。文姬选择归汉，显然不可能只是出于汉地是父母之邦，因为汉地虽为父母之邦，但是，漠北却是子孙之邦，况且其父蔡邕早已在汉地的政治斗争中惨死狱中，家人流徙，已是存亡不知；故园破败，已是断垣残壁。两相权衡，孰轻孰重耶?

　　那么，是出于汉地是文姬的生养之地吗?其实更不可能，因为虽然文姬生于斯长于斯，却没能安于斯，倒是漠北的十二载给她提供了最安宁与尊荣的生活。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归汉继承父志续修汉史，据说，这也是曹操迎文姬归汉的目的。

　　实际上，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修史并非只是一份史学工作，而是承祖绍脉、成就大统的事业。不过，这里所要承绍的并非亲亲之祖、血缘之脉，而是超越于血缘亲情的“太祖与天命”，所以，所要成就的“统”并非血统，而首先是“道统”。修史的最终意义在于述道统以引政统、明道统以正政统。在中国古代，经、史之义皆在于此。实际上，这隐含着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在华夏大地展开的历史是行进在天道运行的道统之中，因而，这里的历史是有“正义”与“神圣性”的，简单说，有来自于天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意味着，汉地展开的历史，既有由天道开启的绝对源头，也有由天道担保的可靠未来。这一信念构成了华夏文化的内核之一，它实际上把历史引入了人类自我理解的世界图景当中，使历史成了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一个基本维度。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因此而能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与理解来获得存在的伟大力量。文姬在面临“身归何处”时所抉择的回归之地，并非空间意义上的汉地，而是文化上的汉地。也就是说，促使文姬放下一切，毅然回归的国度，不是生养之邦，而是信仰之邦、文化之邦，也就是代表着文明与希望的未来之邦。

　　“我邦”在文化之中

　　身归何处的问题，实际上首先是归心何处的问题。真正的故乡、真正的家园在文化之中，在信仰之中，而不在地理上的某个确定之地。如果说空间上的某个地理位置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回归之地，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文化(特别是信仰)中的圣地。唯有文化与信仰，能给每个漂泊者以家园，能把每个在路上的行人引向故乡。当人们在心中发问“何处是我邦”时，那么，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邦”在文化之中，在信仰的深处。哪里没有文化，那里就不会成为“我邦”；哪里没有信仰，那里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家园；哪里没有信仰，也没有文化，那里永远只会是人们的客居之地，或逃离之所，而永远成不了安宁之邦。

　　这并不说，所有文化与所有的信仰都能成为普遍“家园”，成为更多人的“我邦”。在文姬时代，匈奴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与宗教。文姬当然既熟悉汉文化，也熟悉匈奴文化，但她最终选择归汉。这意味着汉文化信仰才成为她的家园，才成为她心灵深处的向往之邦。面对多种其他文化传统，一种文化与信仰能够成为熟悉多种文化的人们皈依的家园，它也才能成为更多人的向往之邦，成为更普遍的家园。而一种文化信仰在众多其他文化传统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普遍皈依的家园，不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国力或权力的支持，而必定首先是因为它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洞见达到了其他文化所没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并因此而更能深入人心而安顿人心，更能把人类教化、提升到更高的文明，从而开启着未来与希望。

　　发扬华夏文化原本的天下主义情怀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华夏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在对绝对性事物的系统把握上，都是其他文化所不及的。正因为如此，不仅文姬归了汉，所有原本异于汉地的民族，包括所有那些在地理空间上征服了汉地的民族，都归了汉。整个东亚史，实际上就是一个归汉史。

　　这就是文化与信仰的力量。武力与经济实力本身永远只是一种“现在”的力量，一种当下的力量，它可以征服地理空间，但是征服不了有深度的文化与信仰，征服不了历史与未来。相反，任何一个只有强大武力的权力实体最终都必定被深度的文化信仰所归化与征服。基督教信仰产生于罗马帝国一个弱小的犹太人群当中，但是，它的普遍主义精神使它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坚定而缓慢地传播开来。面对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功，基督教徒可谓赤手空拳，柔弱至极。在帝国三百多年的各种迫害乃至屠杀过程中，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反手之力。但是，罗马帝国这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强权实体不仅没有消灭掉基督教，反而被基督教所征服，最终成为一个基督教世界。不仅成千上万的普通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连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成了基督教徒。

　　有历史教科书以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是统治者利用基督教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倒因为果。罗马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基督教?如果基督徒只是寥寥无几的少数人，那么统治者如何利用它?统治者之所以利用基督教，是因为在种种残酷迫害之下帝国境内竟然仍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基督徒，以致如果不停止迫害基督徒、不承认基督徒、不支持基督徒，就无法有效地统治下去。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能够在穿越强权给它带来的漫长黑夜的同时召唤了如此众多的信众?这里，人们无法不承认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伟大力量。它的教义系统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精神，特别是关于突破种族、突破亲情的普遍之爱，关于人类历史有绝对正义与可靠未来的历史信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都具有位格绝对性的平等观念与尊严意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深入帝国大地上所有阶层的心灵，不仅穿过了奴隶们的胸怀，也涤荡了奴隶主们的灵魂，更给予每个接受召唤的帝国公民们以坚定的力量，使他们不仅能够承担起不幸与苦难的重压，而且能够为了心中的正义抗拒沉沦的诱惑。这才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真正原因，也才是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基督教的真正原因。

　　不管是文姬归汉，还是边陲民族的最终归汉，都与罗马帝国归化于基督教一样，在根本上都是文化信仰的力量使然。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都是一种文化信仰的皈依行为，都是寻求家园、走向“我邦”的行为。

　　其实，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都带着寻求家园的乡愁，都面临着皈依的抉择，面临着何处是我邦的茫然与犹豫。特别是在众多文化相互碰撞，多元价值相互交会的今天，更是如此。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文化信仰系统永远处在开放当中，处在不断深化与拓展当中。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信仰系统都不可能包揽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对人类的教化与启蒙。因为任何一个文化信仰系统，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伟大，它都是有限的，它对绝对性事物与人类自身的深度存在的洞见和觉悟，都永远是未完成的，所以，它永远需要谦逊地面对其他文化信仰系统。

　　这意味着，即便是像中国文化这种本源性的文化信仰系统，也必须在人类的自由历史中不断敞开自己，在与其他伟大文化的交往、对接中不断深化自己、突破自己，以此会通天下普遍之学，维护和发扬华夏文化原本拥有的普遍主义精神与天下主义情怀。真正拥有深度与广度的文化信仰系统没有敌人，因为它超越了国族之利益。然而，正因为它没有敌人，正因为它超越了国族之私利，它才能给国族、给人类带来最高的利益。这样的华夏文化信仰系统，才真正会是我们的皈依之邦，或许也才会成为人类的梦想之邦。(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导 黄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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