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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
前不久,北京现代室内乐团首场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奏响,这场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德国西门子基金会资助的音乐会得到观众的褒奖。如作曲家郭文景所言“这是中国音乐家演绎现代音乐作品表现最好的一场音乐会”。北京现代室内乐团的成立填补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30多年来的空白,为推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推介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促进中外现代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揽旧】
20世纪初,正当西方音乐的革命者开始放弃调性与主题旋律作曲时,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创作以东西方音乐文化碰撞诞生之幼婴——学堂乐歌拉开了历史帷幕。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的胚胎期,以萧友梅、赵元任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首批留学作曲家以西方专业作曲技法创作了一批声乐与器乐作品,其音乐语言与题材的中国化尝试成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民族化探索的滥觞。30年代中国近代音乐创作的另一支洪流与中国饱受战争苦难、人民反抗侵略并救国于危亡的历史主题密切相关。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作曲家们所创作的大批抗日救亡歌咏作品成为团结国人战胜侵略的精神武器。跨入40年代音乐创作的题材以表现民族解放运动为主,民族风格的体现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生活与创作曾一度受到限制,作曲家的创作热情却没有停滞,并在如何将民族化的音乐因素与西方音乐体制相结合这一方面做出了努力。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新潮音乐”,与同时期“新潮文学”、“新潮美术”、“探索电影”同为特定历史交汇点上的产物。历史所给予“新潮”作曲家的契机是,随着“文革”结束后文化封闭状态的结束,曾经的文化压抑与当时开放的风气以正反两方面的合力赋予了作曲家创作上强烈的批判意识。通过重新审视意识形态主导音乐创作的局限性,新潮作曲家对音乐表现内容的开放性、音乐创作应有的主体性产生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实现作曲家独立思想与个性化创作方式的渴望成为新潮音乐创作的内在动力。
新世纪以来,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研习与借鉴西方现代音乐创作观念与技法,同时,在创作题材选择与音乐语言思维方面依然注重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努力,运用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创作的中国作曲家群体逐渐壮大,中国作曲家的众多新作在海内外各大音乐殿堂上演,并获得国际性的奖励与赞誉。
新作品上演机会少以及演奏水平欠佳一直是中国现代音乐发展未能破解的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作曲家积累了上万首新作,然而大部分作品的首演却是在国外。那些少数得以在国内演出的作品,其中被予以准确与优秀演奏的又寥寥无几——观众对新作品的误解多半是由于这些不精准的演奏与表达所造成的。
现代音乐的创作对于作曲家而言是一种探险,而对于表演者来说则是一种富于挑战性的冒险。艺术的进步永远需要勇于冒险与探索的精神,中国现代音乐也需要作曲家与演奏家联手迈进,否则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将依然举步维艰。
来源:人民日报 2011年09月01日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