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如果我们认同关于文艺作品的这样一种认识：任何一种文艺作品，都包含了艺术品的三种属性，即审美属性、社会属性和在这两者基础上形成的、在现代社会中合理延伸出来的消费属性，那么，我们或者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在消费主义文化越来越强势的当下，文艺的消费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对其审美属性，社会属性的挤压、改写和伤害。当下的文艺生产、传播和流通，首先要考虑到文艺作品在市场中“卖点”何在，考虑到如何引起公众的关注、如何取得更多经济上的回报，等等。一句话，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文艺作品不得不按照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大逻辑来改造自身。
在传统的观念中，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与作家艺术家个性、创造力相关的、远离世俗消费性的精神行为，而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学艺术作品便不得不成为一种商品、消费品，越来越远离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概念。文学艺术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从高高在上的精神圣坛上走下来，与其它物品一道，融入到商品的世俗洪流中。
当然，在文学艺术走下精神圣坛、融入世俗生活的过程中，并非只有负面的意义。就如我们对待“消费”，也要看到“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力。一件艺术品，只有在创作、流通、传播、消费的整个链条中，才会完成创作者所赋予它的审美意义和社会意义。没有经过传播、消费的艺术品，无人得知它的真正价值，它对社会也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力，对艺术的审美经验的传承也没有丝毫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品的受众面越广泛，发挥的社会影响力越大，创作者赋予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体现。
具体到新时期文艺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应该看到“消费”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历史意义。在“文革”的十年中，文艺园地一片凋零。新时期之初，在精英文化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引领社会风潮的同时，港台的大众文化(邓丽君的歌曲、香港的电视剧等等)给大众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观念，塑造了新的价值认同。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精英文化在那一时期所呼喊的改革、市场、开放等新的社会价值观念获得认同的基础。尽管那时的大众文化已经带有强烈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痕迹，但它所具有的革命性的历史意义仍然值得铭记。
到了1990年代，“消费”在文艺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渐渐发生了质的改变。尤其是1992年后，市场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消费主义文化也进入了迅速的发展期。一方面，社会语境的变化使大众文化逐渐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社会对抗意义；另一方面，文艺期刊的改制、出版社的转企、报刊杂志之间的激烈竞争……文学的流通环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原来不需要考虑经济利润的文化事业单位，变为了市场经济中自求发展的企业。于是，如何吸引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如何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求，成为文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环节。相应地，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也需要变成遵循商品规律的生产者。如何适应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如何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成为“做文化”的人首先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文艺，越来越远离个体的创造性、想象力，成为一种不断调和、折中，以吸引大众消费兴趣的文化商品生产。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文艺的发展显露出令人担忧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越来越薄弱，或者被消费属性所改造，甚至是改写。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描写与揭示，往往在引发社会轰动效应的同时，牺牲了文艺作品自身的审美内涵。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在1980年代和当下引发社会关注的文艺作品在审美诉求上的不同，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例如，同是写“婚外情”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电视剧《蜗居》，在对文艺的审美诉求上截然不同。张洁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因为涉及到婚外情，在当时引起广泛的争议。但是，在小说中，母亲钟雨与革命老干部之间的爱情，始终限制在精神上的相互吸引与爱慕，身体欲望在当时的叙事中是被严格限制的。一整套契诃夫文集，成为两人爱情的见证与母亲终生情感的寄托。而在电视剧《蜗居》中，“婚外情”的故事已经完全走向了世俗消费的层面。在《蜗居》中，性、权力，还有公众一直揪心的住房问题，成为新的“消费点”。婚外情中可能包含的“感情”，早就丧失了其为“真正爱情”正名的历史意义，而被放逐到性与权力的交易、与商品住房的交易中。这是一部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暧昧的叙事文本。它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没有留下更多的精神价值和严肃思考。从这两部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情”话语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异。
文艺只有发挥它寄寓在自身审美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种种独有的功能——如引导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认识、引导人对自由的追求等等，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艺术价值，而不能沦为一次性消费的商品。在消费主义主导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有责任对文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赋予更多的关注，共同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
来源:文艺报 2011年08月29日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