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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诗学视野中观照《文心雕龙》可以发现，“原道”、“征圣”、“宗经”等原则具有普遍性，只是不同文明相关原则背后的哲学根基不同，宇宙观有所差异。

　　中西“原道”

　　刘勰《原道》第一段的论点是物必有文。人“为五行之秀”，是“有心之器”，因而更应有文。“原道”的“道”实指天地万物皆有自然之美的“规律”或“宇宙精神”，或曰“宇宙原理”，但不是抽象、包罗万象的“宇宙原理”，而是天地万物自然呈现其美这个维度的“宇宙原理”。刘勰称之为“自然之道”。这是一种文家之道。这种论点的哲学基础是《易经》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感物说”）。

　　简言之，西方诗学其实也是讲原道的，自荷马时代起，基本的文艺观念是“摹仿说”，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古希腊先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上帝造物说、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后来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先验形而上学思想，如康德的先验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

　　犹太文明的文学观和宇宙观与古希腊罗马传统最近，这是因为《旧约》的关系。《旧约》规定了崇高的文学观基调，其哲学基础就是《旧约》的宇宙观。《旧约》的宇宙观也是先验形而上学的。

　　印度《奥义书》主张“梵我同一”的宇宙观，即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的灵魂或本质“梵”在人世间的显现，两者同源同体。该学说的建立为婆罗门教的“解脱”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梵”是无限美好的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由《奥义书》衍生的另一基本观念是“业报轮回”，它也构成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该观念的核心是，人转世后的形态完全取决于其生前的“业”，即人的行动、语言和思想。“梵我同一”与“天人合一”不同。“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而“梵我同一”指人是小宇宙，是大宇宙在人世界的体现。唐宋时期也有中国学者持这种观点。

　　印度婆罗多产生于公元前后的《舞论》也是研究戏剧的，但没有得出“摹仿说”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味论，即情感论。黄宝生认为，欢增、新护的韵论和味论代表了梵语诗学的最高成就。笔者就此建议，可以将韵论视为梵语的代表性诗学观，因为味论的基本思想已包含在韵论之中。梵语诗学观主张，韵是诗的灵魂，味是韵的精髓，两者构成诗的内在美；庄严、诗德和风格构成诗的外在美。而合适和曲语适用于内在美和外在美，是所有诗美因素的共同特征。该诗学观能很好地反映人这个小宇宙，也以曲语的形式反映了梵这个大宇宙。由于印度古代哲学思想以及婆罗门教和佛教观念的繁复性，形成了印度文明以想象丰富奇诡为特征的诗学观。

　　《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的思想经典、穆斯林精神的依归，也是阿拉伯文化艺术的范本。建立在《古兰经》基础之上的阿拉伯文学基本观念是一种拒绝具象的宗教抒情观。波斯文化的“诗歌神授观”表面上认为人的语言能力的本质在于创造，却又以人对理式蓝本的“还原”界定了真主的定命这一大前提，使人的创造性限定在真主的定命之中。

　　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都旨在强调文学审美的一面，并强调文学艺术本体论维度上反映的一面。

　　“征圣”、“宗经”为文学共性

　　学界在理解刘勰时往往把他与儒家思想捆绑得太紧。其实，中国先秦思想的源头是《易》，《易》早于孔子约5个世纪。从生成史的角度看，孔学和道家的诞生与发展中都受过《易》的影响。先秦时代曾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五经虽然经儒家学者修改，加入了不少儒家的东西，但它们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且《易》、《诗》、《书》等经的成书都先于孔子。况且齐梁时代是儒学式微、佛家思想兴盛、道家思想上升的时期。所以把征圣的“圣人”视为泛指（而非专指孔子）、把五经看做先秦人文著作之经典比较恰当。

　　《原道》篇所说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概括了“道”、“圣”、“经”三者的基本关系。《征圣》篇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不仅说明了二者的关系，还分别说明了既须“征圣”、也须“宗经”的必要性。

　　从《征圣》的具体论述中可看出其要旨。一曰“政化贵文之征”、“事迹贵文之征”、“修身贵文之征”，三征都是“贵文之征”。二曰“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这仍是“文有师”之“征”。三曰“体要与微辞谐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显然仍是在征验“圣人之文章”。总论是“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也”。征圣侧重的是文章方面的典范意义。

　　宗经的原因在于：一曰：五经“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二曰：五经“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三曰：各种文体皆源出五经，“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所有这些都着眼于文，讲经书的文章在各方面都是典范，值得师法。篇末点题时提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其他文明其实也讲究征圣和宗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文学艺术经典进行了总结。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和朗加纳斯则把古希腊的作家们视为经典作家，把古希腊的文学作品视为经典作品。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和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都旨在继承和弘扬古希腊传统的经典主义。印度文明中的《梨倶吠陀》、《奥义书》和《摩诃婆罗多》以及《罗摩衍那》一直在扮演着圣书、佛书的经典地位。《旧约》既是犹太教的宗教正典，也是文学艺术经典。从文学角度分解《旧约》，可以分出神话、传说、史诗、史传、小说、戏剧、宗教诗、抒情诗、智慧文学、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等不同类型。《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的思想经典，展示了伊斯兰教对宇宙、社会和人类的认识，也是阿拉伯散文体的范本和标准阿拉伯语的范本，是一部有着鲜明艺术宗旨和丰富表现形式的艺术创作范本。

　　在后现代主义解构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等先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以后，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仍出现了重读经典的潮流，这就说明，征圣和宗经是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及其文学艺术的一大共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第214期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