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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界尚未真正认识弗里德里希·海因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这个狄德罗的学生，与莱辛、哈曼、赫尔德、维兰德、歌德交情匪浅的人，这个康德的同时代人及其哲学的第一代批判者，这个将斯宾诺莎哲学真正引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人，这个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破坏者、门德尔松的论战对手，这个一生与康德、莱茵霍尔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几代德国古典观念论哲学大师周旋不休者，荷尔德林、让·保罗曾经的精神导师，在国内未被学者郑重提及，更不用说熟悉其文献及贡献了。

　　然而，正如当代德国古典哲学与雅各比研究专家比格特·珊特考伦教授所说，不了解雅各比，就很难真正全面了解德国古典观念论发展的内在动机。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正是关于康德哲学的种种争论开启了德国古典观念论的辉煌时代。而其中，雅各比的康德哲学批判对后康德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了解其批判的内核，就很难了解后康德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始它们的哲学征程。

　　关于雅各比哲学的重要性的证明不胜枚举。比如，费希特在《知识学新说第二导论》中讨论康德哲学时就承认，雅各比是“我们时代最清明的头脑”，他真正看到了康德哲学的问题所在。黑格尔也始终将雅各比与康德相提并论。而雅各比对康德的那句著名批评：“没有（物自身）这个预设，我无法进入这个（康德的批判）体系，但有了这个预设，我却也不能停留其中”，更是被无数康德研究者转引，虽然很多人并不明白雅各比是基于何种考虑才这样批评的。

　　雅各比对康德批判的核心是揭露康德体系中深刻的虚无主义危机。作为“虚无主义”概念的真正缔造者，远早于尼采，他就看到了康德理性哲学体系中埋伏的哲学空洞。“物自身”就是康德抵御虚无主义的最后防线。物自身一方面保障划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着实在性的基础。然而物自身除了作为理性“我思”设定的相关项之外，其实在性却始终是不可知的。通过雅各比的批评，实在性的问题成为后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费希特重新引回“我在”的维度，还是谢林、黑格尔反对康德的主观的主客结构，提出研究客观的主客结构的必要性，都是为了回应雅各比所提出的虚无主义问题。事实上，虚无主义不仅是德国观念论的结果，而且也是其一直试图克服的对象。正是通过雅各比，人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试图对之加以自觉防范。依从海德格尔的教导，我们或许更多地愿意将德国古典观念论看成虚无主义的引路人，而几乎不将之看做与其对立的战斗者。然一旦引入雅各比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交互论争的历史，就将改变人们的既有看法。

　　雅各比对康德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危机的洞见，导向他对全部理性体系的批判。他认为，虚无主义的哲学危机与理论体系的建立连体并枝。彻底的理性体系就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体系。假如只有这种体系能被叫做哲学的话，那么，雅各比就将其哲学思考自命为“非哲学”。体系批判早在康德时代就已经获得了伟大的生命力，并且一直与整个德国古典体系哲学传统缠斗不休。人们以为对体系的反抗是从克尔凯郭尔或者尼采才开始，既低估了体系批判哲学的实力，也低估了德国体系哲学与之斗争的实力。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重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进程意义非凡。

　　尽管如此，雅各比却不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而是理性传统的坚定支持者。雅各比的康德批判专著《论批判主义的任务》有一个有趣的副标题：把理性带向知性。康德的理性学说根本上乃是相当于前康德的大陆理性主义者所说的知性学说，将这种知性学说抬到理性位置的历史运动肇端于洛克，完成于康德。我们在任何一本哲学辞典上都能看到这一运动的结果：原来用来翻译拉丁文知性（ratio）的德语词Vernunft，在康德之后主要被用来翻译理性（intellectus）了。这一字面变动的深层含义必须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得以领会。雅各比恰恰认为，真正的理性不是普遍有效的辩证的批判理性，而是包罗万象的明见性的基础存在论理性。这一理性就是斯宾诺莎那里最高的智性直观的知识（scientiaintuitiva），也是柏拉图的理念知识。当德勒兹通过斯宾诺莎试图超越康德、重新理解前康德哲学的时候，他所从事的也正是当年雅各比的工作。在康德用感性论取代了存在论的认识知识地位之后，重建存在论在哲学中的理性知识地位，使之恢复前康德哲学时代所具有的光荣，就成了雅各比和后康德哲学家共同的任务。而当费希特重提智性直观在存在论含义上的绝对性时，他当然知道这一层含义是通过雅各比才在康德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的。而无论是谢林还是黑格尔，都为此种基础存在论的明见理性所深深吸引，并力图在自己的哲学道路上不断改造和消化它。

　　（作者单位：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6日第214期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