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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中国大学的高度行政化已成为讨厌的乌鸦，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鄙人厕身于高校教师之列，对高校的弊端比校园之外的人士有着更深的体会。然而，在这种讨论中，我也发现：许多人对高校的问题深恶痛绝，呼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却少有人指出我们需要的现代大学制度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高教改革应该有一个怎样的路线图。

　　在我看来，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不应该是一些行政人员提倡的所谓“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而必须制订大学宪章，确定教授治学治校。道理很简单：大学以学者为主体，学者决定着一个大学的品位和走向。充分尊重学者，大学才有民心基础，才能让一线教师心甘情愿地释放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才会有智力支持。而相对于掌握着社会资源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总是弱势的，如果大学的学人不能通过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掌握相当的行政权，他们被赐予的那点学术权只会成为行政权的奴仆，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学者掌握了一定的行政权，可以对校园规划、学科建设、人员聘任、经费投入等重大事项进行集体决策，相应的学术权力也就得到了保证，大学的行政人员就会回归本位———老老实实为学生的读书和教师的教学、科研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不过，说真话，高校行政化的路走了60多年，幻想在一夜之间现代大学制度“千树万树梨花开”也是不现实的。在目前的体制下，高教改革的第一步只能是通过某种机制鼓励甚至倒逼大学校长“良心发现”，使他们先进行自我限权。我注意到近些时一些媒体对大学改革的报道，一个印象是大学校长们并非全是官混混，也有一些人很有使命感、危机感，对高校的极端行政化非常着急，想在自己的任期里做点事情。2009年，吉林大学率先改组学术委员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全部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被称为发出了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之先声。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除了保留一名主管学术的副校长为委员外，其余的全部退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几乎都是学校一级学科的“名家”，知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担任主任。2011年，复旦大学亦准备进行类似改革，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对隔离，并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的是深圳大学，国内其他大学只给学者一定的学术权，但吹着改革开放海风的深大还授予了教授们某些行政权。该校设置了两个委员会：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财经工作教授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各由9位没有行政职务的“布衣教授”组成。这18个人基本上决定了谁可以调进深圳大学，谁不可以；谁的实验室得到100万，谁应该得到200万。

　　大学校长的自我限权在当前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目前校长的职位来自于上级，老百姓管不着他什么，他使命感强、心情好，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得比较好一些；他责任心差、心情不好，那就可以将一所大学糟蹋得惨不忍睹。也许有人会说：大学不是有教代会吗？有关规章不是规定了大学重大问题必须经教代会讨论通过吗？大学是有教代会，也确有大学重大问题必须经教代会讨论通过的规定，但大学教代会的公开秘密是：什么问题提交教代会讨论事先要由学校领导确定，真正的重大问题几个校领导私下里就决定了，鸡毛蒜皮的事才会摆上教代会。再说，就算教代会代表对学校的事情有什么意见建议，听不听也完全取决于校领导的意志，他想听，自然皆大欢喜；他不想听，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然，我们提倡大学校长的自我限权不是被动地等待，相反，政府部门应该拿出些硬功夫，让高校在改革之路上走得尽可能快些。比如将教代会的权力设计得更加强势，让它对行政权力形成一定制约；比如以年度为单位在全校范围内对校领导的施政情况进行民意测验，并将结果公开，培养校领导对民意的敬畏之心；比如强化决策失误的问责制，让渎职的校领导承担必要的职业风险，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有利于促进大学校长的自我限权。当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各级校园官员的权力被限制到相当程度，再推行“教授治校”，难度就会少许多。学人对大学事务拥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优秀人才自会一个个冒出来，“钱学森之问”也就不再成为疑问。

　　来源:杂文报 2011年08月04日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