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Stylistic Significance of Modern Newspapers

　　【作者简介】常恒畅(1984- )，男，湖南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文体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近代报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体学有着渊源关系，颇具传统文体学特色。报刊中关于“报章文体”的言说则是具有文体学价值的理论突破。报刊本身因栏目及其分类受到传统文体学分类方法影响也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学特征。同时，作为传播新学重要工具的报刊极大地冲击了八股文体，孕育了诸多新文体，将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俗文体不断推向历史舞台中心，促进了古今文体格局的演变。In modern contex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ewspaper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tylistics wa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 stylistics. The claim of "newspaper style" was valuabl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stylistics. The columns and classificat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ere influenced by stylistics classification method, which presente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spread the new informati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not only impacted Bagu style greatly, but also gave birth to many new styles. What's more, it pushed novel and drama ceaselessly, which represent the common style, to the center of the historic stage, and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style patter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关 键 词】近代/报刊/文体/文体学modern/newspaper/style/stylistics

　　中文报刊最初由传教士创办于海外，尔后逐渐向中国本土转移①。近代报刊大大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近代报刊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学范畴，文学方面尤其是从文体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以近代报刊为研究对象，聚焦报刊之于文学的影响，发掘其文体学的特殊意义。

　　一、近代语境中报刊

　　“报刊”是报纸和期刊杂志的合称，现今“报”与“刊”的区别已显而易见，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则是统称，二者并无严格界限。即使到19世纪下半叶，日报出现以后，“报”与“刊”也没有完全分离。有学者说：“由于历史环境，我们不能以今日的眼光，依据刊期的条件，来分辨十九世纪时代的报纸与杂志。例如，林乐和因为得到李鸿章的优容，他在《万国公报》上所刊载关于日俄战争的消息，许多日报都瞠乎其后，故我们只能用‘报刊’一词，用以包括日报、三日刊、周刊甚至月刊。”[1]姚福申在研究古代的邸报时说：“假定今天看到了邸报，也只以为是普通的公文小抄本……即使邸报放在面前，我们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2]方汉奇也说：“带着今天报纸的框框去研究古代报纸，其结果，不是过分拔高，把它们描述得过于现代化，就是要求过高，连一份报纸也找不到。”[3]因此，还原近代报刊的真实语境就显得十分必要。

　　近代报刊发展之初传教士起到了重要的转引作用。当时传教士苦于中国政府对于传教的禁令，于是另辟蹊径取道中国文化，经历从最初的海外办报到后来登陆中国本部办报，试图通过报刊的形式来为传教事业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传教士在深入地学习中文的基础上，广泛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文体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国式的言说方式等因素进行报刊编辑。他们大量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以及一些套语，在文章的结尾处常常使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以契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例如1823年《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从创刊号开始用章回体的形式刊载《咬嘴吧总论》，全面介绍印尼的爪哇岛[4]。还有利用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制来传播信息，如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兰敦十咏》，以五律介绍伦敦的宗教、民俗、气候等情况[5]77。在报刊的首页封面上则多引中国传统语录，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等等②。传教士们是想通过这些方式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宣传教义，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而报刊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新闻纸论》说：

　　今夫奇书广览则耳目日新，古史纵观则闻见日广。即在书史之外，而凡类于书史有益于身心者，吾人皆常博览，以增识见，以开智慧，则新闻纸之设此其选矣。盖新闻纸之文，上自朝廷百官，下及商贾庶民，其讲理则表扬忠孝节义，有关于世道人心；其言数则天文地舆，以至器物草木昆虫，莫不载理而论，皆有卓识，方敢笔之于书。其雅者则学士文人彰其才德，其俗者即街谈巷议莫不搜罗。即今日之时势，今人之是非无不畅谈，不必趋避。此皆有益于身心，可与书史并观者也，而闻见岂有不日新哉？[6]

　　花之安认为“可与书史并观”的新闻纸在增广见闻、启迪心智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这一观念当时普遍流行，发展至国人自办报刊时期则有了进一步的演变，许多知识分子将报刊与“诗教”比照，强调报刊上通下达的功能，努力建构报刊与传统文学、文体学的联系。

　　早期王韬认为报刊有一定的劝惩作用：“其睹一善政也，则忭舞，形诸笔墨，传布遐方；其或未尽善也，则陈古讽今，考镜得失，蔼然忠爱之诚，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由是言之，即新报亦未尝无益也。”[7]1897年，吴恒炜在《知新报缘起》中也说：“先王知其然也，遒人徇路，木铎有权，太史采风，辕轩远使。《诗》之风雅，审民俗之情；《周官》诵方，察四国之慝。唐宋以降，滥觞于邸抄，嘉庆以来，创始为报馆。”[8]这实际上强调了报刊与诗教的联系。而梁启超创办的《国风报》，其命名就是袭用《诗经·国风》而来，取“赋”“比”“兴”之意，欲以“忠告”“向导”“浸润”以开启国之新风。正如梁启超所说：“抑诗序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本报同人，学谫能薄，岂敢比于曾文正所谓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者，顾窃自附于风人之旨，矢志必洁，而称物惟芳，托体虽卑，而择言近雅，此则本报命名之意也。”[9]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颁布上谕：“报馆之设，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原与古者陈诗观风之制相同。”③1898年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还提出了“以日报滥觞于孔子之《春秋》”的命题，“今外国定好恶，卜人心，在上者不敢倒行逆施，在下者不敢作奸犯科，皆日报之功，即《春秋》之法也。”[10]他们认为报刊之效能与《春秋》同。当时谭嗣同还提出了著名的“报纸民史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喑哑之民乎？”[11]1907年，留日学生陈家鼎等主编的《汉帜》发文《满政府之取缔报馆》云：“中国古无所谓书与报之别，今日之报，即昔日之书也。考孔子以匹夫修春秋，附于古者右史纪事之列。周秦诸子，各以百家杂鸣，是春秋与百家诸书，即古者之新闻杂志也”。[12]这里将报刊与书籍放到对等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报刊的独特地位，使报刊渊源传统的逻辑性更为合理。通览以上言论无一例外地都是将近代报刊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相联系，取道借鉴，比照附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断强化近代报刊与中国传统文学、文体学系统的渊源关系。

　　不仅如此，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于报刊的评判具有浓厚的文学或文体学意味。以当时风行的《时务报》为例，很多名流学者对其发表了自己的评价。安徽巡抚郑华熙谓：“现中国关心时势之人，于上海创立时务报商务报，修辞有要，陈义甚高，并从各国报中，译登一切新事，慎选博纪，皆关中外机宜，足以濬发灵明，考镜得失。”④张之洞也说：“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皆系有关宏纲，无取锁闻。”⑤浙江巡抚廖寿丰亦谓：“议论切要，采择谨严……旁搜博记，尤足以广见闻而资治理。”⑥彰卫怀道尹岑春煊谓：“上海设时务报馆，敷陈剀切，采择谨严……凡地球各国政治之得失，兵机之强弱，学校之兴废，产物之盛衰，以及风土民情，山川险要，无不备载。识华彝之时势，达中外之情形。间有论出继横，语多愤激，阅者勿以辞而害意，当略迹而原心，洵足以推广见闻，增长智识也。”⑦而作为执当时学术界牛耳的王先谦的评价则更具典型性：“查近今上海刻有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⑧其直接以“书”名《时务报》可谓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报刊乃是与书籍无异的，而其评价“体裁雅饬”无疑带有文体学的眼光。梁启超曾评价《译书汇编》说：“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诵。然实不过丛书之体，不可谓报。”[13]6197梁氏的批评实际上也点出了当时许多学人虽兼任报人，但在办报的过程中却仍然深受传统文学、文体学的影响。

　　如果说近代语境中构建报刊与传统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其目的在于提高报刊的地位，促进报刊的发展，那么近代报刊中屡屡出现的关于报刊文体的论述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理论创新。

　　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与上海，其创刊号“本馆告白”里首次提出了“新闻之作”的概念。文中首先批评了过去文章艰涩难懂，不能雅俗共赏，主张学习西方新闻文体，“求其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14]。这实际就是对新闻文体提出了具体而微的要求，是对于当时桐城派文章理论的一种颠覆。胡适也说：“在《申报》出世的一年，便是曾国藩死的一年……曾国藩一死之后，古文的命运又渐渐衰微下去了。”[15]后来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报刊文体观：“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16]他在报刊政论文章中大力践行这一观念，极大地推动了报刊文体的发展。

　　1897年6月10日至21日，《时务报》连载了谭嗣同的著名文章《报章文体说》⑨。谭嗣同十分推崇“报章文体”，而当时对于报刊文体的发展社会的认同度并不高。他认识到“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能过撰文登报之善矣。而遇乡党拘墟之士，辄谓报章体裁，古所无有，时时以例绳之”[17]493-494。为了反击这种讥诮与束缚，他写下这篇文章专门阐述报章文体问题。谭嗣同开篇即阐述了古代传统文体发展的轨迹，无论是史书，还是文选，都存在范围狭窄，内容空泛等弊端，而报章文体则吸收了古今文化的精髓，弥补了传统文体之不足，是当时文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完美文体表现形式。他在文章中对天下除去“词赋诸不切民用者”的“文章体例”作了归纳总结：“区体为十，括以三类：曰‘名类’，曰‘形类’，曰‘法类’。”其各类所系文体有：名类：纪、志、论说、子注；形类：图、表、谱；法类：叙例、章程、计。除此之外，报刊“编幅纡余，又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谈、儿语、告白、招贴之属，盖无不有焉”。最后，他总结道：“自生民以来，书契所纪，文献所征，参之于史既如彼，伍之于选又如此。其文则选，其事则史；亦史亦选，史全选全。”[17]375-377谭氏的观点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总结提示了报刊在新旧交替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将古代各种文体悉数拢于其下，为文体的互动和演变创造了条件⑩。同年11月24日，汪荣宝在《实学报》发表了《论新报文体》，倡导文章“当平易其议，切明其词，大雅宏达”[19]，这是对《申报》“新闻之作”观点的继承和发扬。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大力称赞报馆事业：“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3]6191其中所论不免过于夸张，但报刊为“文坛之王”说与其当时提倡的“文界革命”相得益彰，对于报刊文体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至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时，“新民体”就应运而出了。梁氏曾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9]这种“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文界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引领报刊文体持续发展。梁启超的“新民体”这一称谓本身也体现了传统文体学中所说的“辨体”意识。当时黄遵宪还提出更鲜明的辨体观，他将文章分为“文集之文”和“报馆之文”[20]，而他基于“言文合一”思想的“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的观点也正是建立在对报刊的文体学评判基础之上。

　　二、近代报刊的文体学分类特色

　　除去对具体语境的考察之外，近代报刊本身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文体学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报刊的内部形式，即报刊中的栏目及其分类。近代报刊中的栏目及其分类受到了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分类方法的影响，其栏目中出现诸多文体，表明了报刊与文体学的渊源。

　　最初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就是有栏目分类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有“神理”“年终诗”“年终论”等栏目。后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栏目就更为细分，包括了“序”“东西史记和合”“地理”“新闻”“东南洋并南洋图”[5]37。在此基础之上，栏目分类在国人自己所办刊物中更为普遍，而且栏目的类型更丰富，很多报纸的栏目分类类似或趋同，比如清代的官报基本都有“上谕”“宫门抄”“摺奏”“论说”“本地新闻”“外省新闻”等栏目在各大报刊中也有出现，即使是月刊、旬刊亦然(11)。这些栏目的命名直接以文体命名的比较多，有些报刊的栏目还模仿古代文体学理论著作的体式结构，例如《刍言报》把报纸分为“内编”和“外编”两大部分。“内编”有敬闻、宜知、说明、献疑、记怪、直论、杂辩等，而“外编”则有闻见杂录、谈故等。这种结构与中国传统子书的形制何其相似(12)。创刊于1903年的《广益丛报》则分上、下、外、附四编。其“上编”有谕旨、奏疏、政纪、国闻、盟约、瀛谈，都是以文体来命名栏目，而它的这种编排和分类无疑受到了古代文体学分类方法“以体叙次”的影响(13)；“下编”则是融汇了西学的元素，分学派、历史、教育、格致。另外，“外编”收录一些杂闻趣事，“附编”则刊载丛书。可以说，中国近代报刊的栏目分类事实上带有鲜明的文体学分类色彩。

　　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等人指出：“当人们进行分类时，人们几乎总是求助于因袭的概念和分类，并且运用这些已经存在的概念去标记他们遭遇到的任何新的对象和实体。”[21]从近代报刊的栏目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其分类特点为文体分类与事物分类相杂糅，其中的文体分类就是“求助于因袭的概念和分类”，是受到了文体学分类方法的影响。近代报刊中出现了论说、记事、报告、公牍、章奏、谕旨、宫门抄等各种明确的文体，也包含了诸如译丛、交通沿革、专件、法制、经费报销、事由单、学界记事等很难纳入到原先分类系统中的新鲜名目。造成这种分类混乱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时代的发展所导致的事物的复杂程度加深，特别是西学东渐带来了新变。新近报道的很多事物无法从原有的分类体系中找到适当的对应表述，只能命之新名，从而造成了类别的增多。这些分类虽不合适，但也只能如此。梁启超曾说：“今日泰西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2]这其实揭示的是中西学科衔接的一种困境，在两大学术体系交汇的历史时刻，如何将西学与中学有机融合，对于广大学者而言十分棘手。然而，近代报人则没有这样的忧虑。他们以文体学分类思维为主导，辅以事物分类等其他方法进行栏目分类。

　　近代报刊的栏目分类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有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栏目分类会作适当调整。以《新民丛报》为例，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一日出版，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五日停刊，其每年栏目分类都有变化：

　　1902年：图书、论说、学说、学术、政治、兵事、生计、地理、教育、宗教、法律、实业、史传、小说、文苑、青年思想、时局、国闻短评、中国近事、谈丛、舆论一般、杂俎、答问、海外汇报、余录等24类。

　　1903年：图书、论说、学术、学说、哲理、政治、生计、法律、科学、历史、地理、教育、军事、实业、传记、小说、文苑、谈丛、译丛、时评、专件、杂评、日俄战争等33类。

　　1904年：图书、论说、学术、学说、哲理、政治、生计、法律、伦理、军事、教育，宗教、科学、历史、地理、实业、小说、传记、文苑、译丛、杂俎、时局、专件、谈丛、纪事、国闻杂评、新刊介绍、日俄战争等28类。

　　1905年：图书、论著、记载、批评、文艺、杂录、杂俎、杂纂、译述等9类。

　　不难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是由繁杂趋向简明，栏目分类逐渐由博返约，最后的栏目多与文体相契合，甚至以文体直接命名栏目。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以体叙次”的文体学分类方法导致的必然结果，凸显了报刊与文体学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不少报刊因为刊载内容的缺乏，不得不借助各种“文体”以填充版面。

　　1909年，程明超在《交通官报发刊辞》中写道：

　　近者宪政馆有《政治官报》之设重要法令，籍以宣布，为公示方法之一大革新。然政治进行未速，成文法为数尚简，故所附译书一门已侵入学报范围。农工商部之商务官报学部之学报所等学术资料尤为繁重，良以新设各部成立时日尚浅，组织未完，故指挥命令简单特甚，无以供官报资料，况虑始为黎民所思，徒法不能以自行。邮船部所管事业如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皆属输入，匪我固有。经营甫及，谣诼相随，又无私家杂志能资利导，则《交通官报》于条教号令之中，寓学问劝诱之意，良亦不能已已。世有知言之士，或同情于斯志也乎？关于交通之学会，必当次第成立。较技术，则格致工艺有专修理事务，则法政商业有特识著作，纷起以分斯报，灌输学问之责。抱智能者委身，挟毋财者投其资，在官者，着眼于世界竞争，毋□夺商人以为利。经商者宅心于国家主义，毋牺牲公益以图私心。上下一心，共策交通之进步，以致国家于文明，不徒使斯报可放弃所兼营学报之任务，且将由月刊而进日刊，由一部之公示机构化身为各司局之多数之公示机关。[23]

　　程氏在此解释了《政治官报》因“成文法为数尚简”，所以补充“译书”栏目；《交通官报》的“寓学问劝诱之义”则是因为“经营甫及，谣诼相随，又无私家杂志能资利导”。这里揭示出了近代报刊经常出现的断稿现象。晚清著名报人、小说家孙玉声说：“当日犹轮轨未通，交通迟滞，各埠访函之来，远道者十数日，或数十日不等，即近如苏杭，亦须二三日始达，电报则仅上谕可传外，其余无只字，故主政者于每日报中材料，颇感困难。一届冬令封河，京津各道消息不通，岁除各官署封印以后，未至开印，公牍俱无，致巧媳尤难作无米之炊。”[24]当报刊实际内容不足，报刊的编辑们则从中国文学、文体学中选取相关内容进行填补。诸如《广东教育官报》开设“附篇”连载《文体刍言》即转录自《涵芬楼古今文钞》，有填充版面之目的；《循环日报》因“消息不足”而刊登传奇志怪之作以资补白[25]；《新新小说》作为小说专刊亦登载杂录，其中包括翻译作品、戏曲，奇文杂记、歌谣、游戏、灯谜、酒令与诗话等。

　　三、近代报刊对文体演进的影响

　　虽然近代报刊所具有的文体学特点表明了其与传统无法割裂的渊源，但是从时代发展的动向来看，它更多的是被人们赋予一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特质。“频年坐拥书城”的孙宝瑄说：“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26]近代报刊充当了与旧学对立的新学角色，成为时人获取新学新知的源泉，它不仅推动了新学的发展，而且对文体演进也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作为“报章文体”之荟萃的近代报刊影响了科举，在传播新学新知的同时，“报章文体”“新民体”的风行极大地打击了八股文体，使科举策论的文章写作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当时，“报”已经被当成与八股对立的“实学”而成为当时人们观念中的常识了，很多应试的考生以报刊备考。山西考生刘大鹏在日记中记录：“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于人乎何尤？”[27]士子们正是通过报刊来学习新学新知，以求能在科考中脱颖而出。至1901年清廷再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报刊作为获取新学的重要途径，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报刊文体也极度风行，成为考生科场策论的典范。例如，当时梁启超的报刊文章就成为了士子科考策论的范本。时人有记载：“梁氏之《新民丛报》，考生奉为秘册，务为新语，以动上司。”[28]而各大书局也竞相摘录《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报的相关论说文章作为“课艺”兜售给广大应试的考生。新民译印书局出版的《时务清议报汇编》中就有名为“乡试必携时务清议丛报汇编”的广告，其内容如下：

　　(梁启超)以锐利之笔锋与横绝之眼光，激而为谠言高论，洋洋数千百万言，不特为学堂中爆烈之灵药，即乡试一端亦允称投时之利器，万万不可不备者也。(14)

　　直到1917年姚公鹤还回忆起清末报刊对于科举策论的影响：

　　当戊戌四、五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29]

　　时务策论出题者以“报纸为蓝本”，应试者复习所用的“兔园册子”竟是报纸，由此可见当时的报刊对策论的影响。

　　其次，近代报刊促进了文体格局的演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写下了颇具历史眼光的名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30]道出了近代报章之崛起对文体变革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在这一文体剧变过程中，既有诗、文、小说、戏曲诸文体之变，又涉及到书写的语言语体之变(15)。以对戏曲的影响为例，当时的戏曲作家大多从事报刊编辑、书籍出版等工作，常将其作品发布在报刊之上，这就促成了很多戏曲作品在传播方式的近代化转变。从其文体形态演进上看，报章体对传奇杂剧大量渗透，通过结构嵌入、论题蹈用、文风沿袭、情韵牵移和语言化用等多方面对戏曲文体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31]。作为新兴媒介的报刊大量传播小说、戏曲，扩大了俗文体的受众群体，为文体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条件。梁启超在《林旭传》(《清议报》第8册)中曾说：“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严复也说过：“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因为“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32]在他们看来传统的诗文对于时局的作用实在太小，而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体则可以携带大量信息，通过在报刊上发表传播，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这对于后来小说戏剧最终成为文学的正宗影响深远。

　　此外，报刊因传播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文体，其中包括了新闻、新闻评论、通讯、翻译体、编者按、告白或广告、发刊词、小说话、剧评、新书绍介等诸多文体。

　　上述文体中的前几类应该可以算作新闻文体(16)，而后几类带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性。例如，1902年《新小说》征文广告：“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这些征文广告不仅对作者的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还具有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对规范文学创作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属于一种新兴的批评文体。又如小说话是梁启超首次提出的。他在主编《新小说》时开设了“小说丛话”专栏，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数十位小说批评家的小说专论，这就是小说话。其形式类似传统的诗话、词话，带有随笔批评的特点，篇幅可长可短，内如可深可浅，形式可繁可简。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小说话“触处可见”[33]。发展到后来，一些小说话诸如管达如的《说小说》、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已经逐渐发展为小说理论批评的长篇论著。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从传统的评点体向近现代极富理论色彩的长篇论著演变的过程中，报刊中的“小说话”起了过渡的作用。关于剧评，它与小说话形制比较相近，只是针对不同文体展开批评，而与传统戏曲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高度的时效性，经常就最新的戏曲演出发表评论等。新书绍介是对新近出版的书刊进行介绍推广，它对文学书籍的介绍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性。例如《新民丛报》第20号对“《新小说》第一号”的介绍中提出的“五难说”就具备典型的文学批评性。

　　最后，纵观这几种新兴的批评文体，基本都与时效性有关，这当然是报刊的媒介特点所赋予的。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福克斯说：“每个时代的报纸读者都总是认为，他们在报上看到的那种文章就代表了报纸的文体，这种文体从一代记者传到另一代记者而丝毫未变。这种认识显然不对。”[34]报刊中的文体会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演进，而报刊版面本身作为一个诸多文体荟萃的场所，当它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多多少少会让读者在阅读世界中作出对各种文体的比较、选择、以至于钟爱。受众的这种反作用于媒介也必然导致受众喜欢的文体勃兴，而那些遭遇冷落的文体则不断退出报刊版面，退出人们的视线。从这个思考角度上来理解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俗文体最终登上历史舞台也应该是合适的。

　　注释：

　　①1815年8月5日，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米怜创办于马六甲；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郭实猎创办于广州，是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②分别见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41页。

　　③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0页。

　　④《皖抚郑饬支应局购时务报分发各州县书院札》，《时务报》第三十七册，见《强学报·时务报》(3)，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05页。

　　⑤《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见《强学报·时务报》(1)，同上，第356页。

　　⑥《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十八册，见《强学报·时务报》(2)，同上，第1193页。

　　⑦《河南彰卫怀道岑观察谕河朔书院致用精舍肄业诸生阅时务报示》，《时务报》第四十七册，见《强学报·时务报》(4)，同上，第3201页。

　　⑧《岳麓院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十八册，见《强学报·时务报》(2)，同上，第1194页。

　　⑨又名《报章总宇宙之文说》，《时务报》第二十九册起连载题为《报章文体说》，参见《强学报·时务报》(3)，同上，第1988页。

　　⑩陈平原说：“报章上不同文体的对话，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式演进的一大动力。”参见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1)如《扬子江》(1904年)有《半月大事记》将本地及各省新闻进行汇总。

　　(12)如《庄子》《抱朴子》等书就分为内篇、外篇。

　　(13)以体叙次即以文体为优先关注点，并作为编纂之纲。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14)见《中外时报》1903年8月17日。

　　(15)有研究者专门讨论报刊对“诗界革命”等的影响，参见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16)参见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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