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Meaning of Space of Office Building

　　【作者简介】许苗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当今都市中的写字楼以特异的外形和对空间权力的占有、支配更新了人们对传统建筑的观念，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写字楼空间含蕴丰富，既是开放的空间，但又有一套独特排他的空间语汇。对写字楼的命名体现着权力变革。写字楼内部空间的封闭与开放、功能的集约和分割看似矛盾，却又融洽结合，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写字楼迅速占据都市景观的过程打断了城市文化缓慢的步伐，更新了城市面貌，也参与了新都市文化的建构。

　　The special outlook and the way of using and obtaining space of office building is renewing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architecture and make it as a special view of the modern city. The office building space contains different meanings. It is an opening space as well as exclusive. Naming an office building shows the change of powe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its inner space, the extensive and separate of its function, both appeared to be contradict but at the same time harmonic. They can be explained in many way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ffice buildings not only change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city culture but also renew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It is constructing the new city culture.

　　【关 键 词】写字楼/空间研究/都市文化office building/space study/city culture

　　接待首次来北京的朋友，我喜欢驱车带他们在东三环上兜风。这是当今北京最具现代感的景观：宽阔的高架桥、缤纷的霓虹灯、清澈平静的通惠河、修剪得当的绿地……特别是那一栋栋奇形怪状、各行其是的写字楼，每一栋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汇集了财富、技术与虚荣的都市神话，令如今的北京人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其中的“老大哥”京广中心高209米，自1990年投入使用后便独霸“北京之巅”称号长达10余年。长安街边的国贸中心是京城顶级写字楼的头牌，其三期新楼又成为如今“京城第一高”。对面银泰中心是时尚的代表，它顶端的环形大堂和“北京亮”酒吧成为时尚名流云集的所在。南边建外SOHO以新型房地产概念取胜，那一群简洁的白色建筑造就了地产明星潘石屹的传奇。东北侧央视大楼的名气则不仅仅来自颇富争议的造型，还来自于某年正月十五那场出乎意料的大火。

　　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长城、故宫、天安门等早已为人耳熟能详，没有了专门展示的必要，写字楼区域则不然，驱车走一圈，就能把北京的“高层”尽收眼底。对中国人来说，建筑的高度历来与身份有关，宫殿、王府、官邸的高度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大户人家高墙大院，平民百姓则门户低矮匍匐。“高度”令人羡慕、值得敬畏，虽然如今高楼大厦已成平凡景象，但类似“北京之巅”“中国第一高”甚至“亚洲前三名高”的名头依然能显示出建筑背后老板们的强大财势和丰厚身价。

　　如今的北京是一座展示着空间奇迹的都市：推土机轻而易举地吞噬了沉寂的老城区，一座座写字楼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你完全找不到这些建筑的支点，它们还没来得及呈现与周边老城区格格不入的态势，就已经没有了周边老城区——一切都已经被写字楼吞噬了。它们是断裂的，完全改头换面的城市建设使得断裂的缺口和古老的根基都无处可寻。这些高大建筑没有过往，它们以奇迹般的现代化建设速度迅速占据了城市的地表，完全找不到缓慢生成的过程；同样，你很难预知它们的未来，因为它们在可与未来这一概念相联系之前，就已经被新的建筑所取代。一波波潮流的发展遗迹都排列在城市表面，每个建筑都各行其是地呈现着零散的语汇，它们是反主体、无中心的，完全体现出平面化、断裂、时空压缩的后现代观感。

　　一　当代建筑：偏向空间的媒介

　　在《传播的偏向》①中，加拿大学者伊尼斯提出媒介可分为“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两种。时间偏向类的媒介比较笨重，虽然不利于运输和传递，却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如石碑、铭文等，可以代代传承，方便知识的纵向传递；空间偏向类媒介比较轻巧，虽然易被销毁，却能在很短时间内大面积散发，方便知识空间横向传递，印刷术普及后的报纸便是此例。

　　伊尼斯将建筑看作时间偏向类的媒介。的确，在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人类建筑历经了一个缓慢而悠长的发展过程，每一个倾斜角度、每一种构架方式都是一代代体验和操作的结晶。虽然可能欠缺现代物理学的精确指导，但建筑技术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日臻完美。历史上的建筑追求经典性、完美性，力图在存世的时间上更上一层楼。然而，在当今信息传递极其便利的文化活动中，所有媒介都开始偏向空间，工业化大规模复制使得传统情景下需要多年历练和沉积的手艺成为机器短短几秒的产物，石碑、铭文、金字塔被轻易地建造和复制，以荫庇子孙为目的的祖宗家业转换为以扩张和消耗为目的的全球性投资，时间的偏向逐渐式微。

　　当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换着面貌时，建筑的外观、功能比持久性更令人关注。而时尚的易变更强势地主宰着建筑理念，在功能未必落后、外观尚未破旧之前，许多现存建筑已经被更新换代的时尚需求淹没。当今建筑不再追求成为经典，而更期待创新和与众不同。人们把现有的空间切割成无数小块，将现存的建筑推倒再建设，甚至将历史遗迹整栋搬迁、异地复制——建筑的迁移轻而易举。我们的时代完全由空间统摄，而且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三维空间，虚拟空间的加入更助长了空间的统摄力量。一切都是空间化的，即便是写字楼这样在物理上难以随意移动的建筑，也通过信息和数字的方式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将整个世界笼罩其中。当代建筑已日渐偏离时间，而成为偏向空间的媒介。

　　建筑任何时候都不是单一的，它与设计者的理念、使用者的理想、外在的结构、内里的材质以及显在形态的观感与内在使用的功能等共同构成。历史上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概念，在偏向时间的延续之后逐渐过渡到注重空间的扩张。写字楼可以被看做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产物，它的外形以及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给人以新异特出的印象，每栋“世界第一高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占第一，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空间影响力；而作为经济事件发生的场所、当代人创造财富的环境，写字楼内里却蕴涵着积极进取、注重效率、服从和一致的严谨态度，这种态度使它作为一种综合文化体系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

　　二　写字楼空间的多意性

　　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河流域轻轻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掀起一场风暴——这是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芝(Lorenz)于1960年代提出的“蝴蝶效应”说，意指一件看来非常细小的事情，可能通过一系列演化而在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引起巨大影响。当代世界是开放和关联的。各专业的渗透、学科的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相影响导致任何变化都可能引起蝴蝶效应。如果把社会上蝴蝶效应产生的过程看作一个反应链，这个链条上大多数节点都在写字楼里。作为互联世界里的一分子，写字楼处于高度信息化水平之下，它是开放的，同时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排他性，二者共同赋予写字楼空间多重意义。

　　写字楼的开放性从外观上表现为玻璃幕墙的大面积应用、广泛追求通透的观感以及模糊民族界限、地区差异的世界型语汇。玻璃幕墙和屋顶绝不仅仅是建筑外观的改变，它可以说是建筑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变迁的标志；或者说是封闭的民族国家从偏安一隅、自给自足到被世界潮流挟裹的一个无奈又必然的历程见证。第一座全用玻璃的建筑物出现在1851年伦敦的首届万国博览会上。②在维多利亚时代笨重坚实的建筑风格中，这件被称为水晶宫(crystal palace)的作品以晶莹剔透、光彩夺目的全新风格脱颖而出。在建筑技术上，它开启了现代玻璃帷幕大厦的前驱；从历史时段上看，它的出现也极富意义。古代建筑大多呈封闭保守的态势，中国历来以含而不露为美，当门一道影壁将内里与外界完全隔开，建筑选址也要有所遮拦，把自己掩护在山谷中。西方建筑虽然喜欢突出自我，地处险要，却同样堡垒森严。那些窗户狭小的砖石建筑中，幽暗寒冷的环境和普遍存在的密室将神秘性发挥到了极致。水晶宫的通透是一个转向，它象征着从封闭保守到开放、互通。从这以后，建筑从坚固耐用向美观时尚转变，世界原本各具特色的建筑都踏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写字楼空间的开放性不但体现在它的外在空间，而且更体现在它内在的物理空间和人文空间。对于一座合格的智能化5A写字楼来说，到处都能看到全球化痕迹：三菱(日本)、西门子(德国)的电梯，思科(美国)、华为(中国)、北电(加拿大)的通信设备，海尔(中国)、LG(韩国)、大金(日本)的空调……不管它根基扎在哪一国的土壤中，楼内的设备选购都完全向全世界的先进制造者开放。写字楼管理也同样向具有全球经验的物业公司开放招标，以恰当的价格和服务为选择的最终依据。越来越多的外企入驻写字楼，透明的写字楼象征着透明的运作和公开的制度，本土企业学习美国、欧洲、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制度，而国外企业也在积极进行本土化改造，双方从试探到契合的过程需要开放的态度。以通透的玻璃幕墙为发端，写字楼的开放性程度越来越大，开放性成为一种从外向内一以贯之的态度。写字楼没有地方色彩和地域限制，全球化的设计和建筑团队给了它们以一种全球化的开放性风格。

　　20世纪90年代，写字楼初在北京现身时，因袭了传统办公楼管理严密、戒备森严的作风。所谓“客户至上”指的是对待楼内的客户的态度，外来者一律不在此服务之例。保安和前台小姐高高在上，对来访者进行盘问甚至要求出示证件。但随着租用流程的顺畅、客户更新速度的加快、商务活动的频繁、快递外卖的增加，这种不够开放的、以楼内为尊的态度很快就被淘汰了。所有人都是客户，外来者作为楼内企业的潜在客户，更是马虎不得。前台完全从主动问讯的管理者转换为协助应答的服务员。另外，银行、商店、餐厅、咖啡、便利店等公众场所在写字楼内落户，也使写字楼被动开放了起来。这虽然使派发广告者穿梭自如，但这种文化的开放性态势的确减少了工作流程上的障碍，为高效发展提供了便利。写字楼空间的开放性使之区别于传统的办公楼，它不再有进入的限制，去掉了层级的不平等。其中的所有者与租赁者，不再以经济实力来区分，基本实现了一视同仁，向所有公众开放。谁都可以用一定额度的金钱，就能够或购或租相当范围的办公空间。

　　但开放与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对人进行区分，写字楼空间的排他性同样存在。个性张扬的建筑物外在形态的排他性显而易见，就不必说了，其内在功能的排他性也在表面人性化的掩饰下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使写字楼中人无形中拥有了某种身份和权力。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排他性空间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行政机构的院墙、胡同口的“禁行”标、办公室的“非公勿入”，甚至洗手间门上的性别指示，都划分出专属的、排他的空间。写字楼也是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这种排他性极其严密，利用人们思维的惯性把某些地方隐藏起来。对写字楼工作人员甚至管理人员来说，接触的空间只是楼宇的一小部分。即便是设计施工人员，由于专业划分也只负责自己的领域，了解整栋楼宇空间的只有极少数的总成人员。独特的建筑话语造成了空间的隐晦和割裂，而设计者的巧妙用心更使写字楼有了迷宫般的性质。越是先进、智能的写字楼，越容易让人迷路。这样的建筑与其说是为使用者服务，不如说是为了表达设计者的才智，以环境暗示、路线设计制造出一套专门的话语秩序，对使用者进行考验和捉弄。普通人都会有在写字楼内迷路的经历，哪怕是自己天天上班的写字楼里，都有一些陌生空间，使人一踏入便不知道置身何处。地道、逃生出口、步行梯以及裙楼与主楼之间的过渡通道等就属此类。由于功能需要，它们不能被锁闭，但入口常常设置在隐秘的地方，只有不熟悉者才会迷路误入其中。一旦进入，想要迅速通过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在写字楼里很容易失去方位，各个空间自成一体，走廊里也鲜有人来往。写字楼走廊通常全封闭，采光好有窗户的空间留给办公区，过道里目力所及净是统一光洁的石材。在这看不到整体，寻不到特征的局部中，难免发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墙壁上的逃生路线图是写字楼公开揭示自己内部秘密唯一方式。图纸是整个空间的微缩，它试图帮助人们建立起全局感，找到自己的位置。宣传图、效果图、外观图、楼层平面图对于写字楼来说，就像地图之于国家一样，它们构筑起人们对共同空间的形象认知，加强了其归属感。以图纸向内部人员展示空间所有权，以特殊出入口和默认路线让外部人员感受到不易掌握的界面，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得写字楼空间在开放的同时意味深长地暗示了主客体的区别。

　　三　写字楼：期待阐释的意义空间

　　写字楼空间的开放性与当代都市文化息息相关，为人们开启了充分解读和阐释的途径；而排他性又使这一空间自成一体、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写字楼空间的权力性、封闭性、功能性等几方面解读其意义，可看到独特的建筑空间语汇在当代都市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可挖掘出诸多当代都市问题的根源。

　　(一)空间的权力性

　　开放的写字楼在外观上为公众拥有，而排他的内部空间只有部分人掌握。这种对立统一反映出了写字楼空间的一大特点：空间的权力性，即场域争夺和符号身份。

　　当代空间权力地位的衰落在广场概念的转变中得以体现。对国人而言，广场一度有着特殊意义和十足分量，能够不加定语直接说广场而为人们心领神会、不产生歧义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它是全中国的中心，有着心脏一样的重要性。广场因天安门而成为全中国人的认知共识，新中国的城市广场大都以天安门广场为原形：它应该是一个城市的中心开阔地带，位于政府机关附近，是群众集会的场所，也是政治运动中标志性的阵地。随着中国社会政治色彩的淡化和经济比重的增加，城市主题从激昂的政治活动转向和谐的生活休闲，一些沿海新兴城市广场的开发启动了广场概念的第一次转变：从一个严肃宏大的象征性中心过渡为公共休息、娱乐、轻松闲适的所在。广场从生死攸关的城市“心脏”转变为专司呼吸之职的城市之“肺”，市民们到这里来透口气、喝杯茶、散步聊天、谈恋爱，摆脱一天的繁忙。而随着写字楼的逐渐兴盛，五花八门的名称多了起来，当人们仅凭东方广场、时代广场、丰联广场、中环广场等名称就试图在繁华的北京市中心寻找一块块空地时恐怕会失望。他们看到的不是心目中的广场，而是一座又一座的写字楼！这些楼间的距离虽然不小，但充其量也就是个绿地，有的还兼作地上停车场，无论如何也难与以往的广场概念联系起来。这些号称“广场”的写字楼彻底颠覆了广场的经典形象，改变了语意，把一个有强烈政治暗示和民族历史情结的名词转化为一个建筑单位，一个综合功能的写字楼，一个日常消费娱乐的所在。

　　广场指代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主题中场域力量转变与写字楼的关联，而写字楼本身也体现着不同力量的存在，在外部显现和内部冲突过程中，上演着场域争夺战。从外部来看，每一栋写字楼都是权力场的集中地，经济、文化等因素互动制衡。作为设计师的独特表达、城市的个性语汇，写字楼强调张扬、新颖，散发着一种不落窠臼的后现代气息。而作为经济实体的聚集地、媒体事件的发生地，写字楼又要注重产出，强调效率，崇尚的是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这与现代社会发端的创业精神合拍。从内部来看，写字楼内也存在争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强调个人的力量和灵感，需要多元包容、各显所长的文化氛围；但服从是执行的动力，要整体协作、循规蹈矩，才能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

　　楼宇的冠名是身份的显现，是象征性权属的一种体现。冠名意味着这个名称将作为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网络上的一个地点，与具有历史、政治、文化意味的建筑一同在地图上显现。这对于冠名者来说无疑是无形的荣誉。从当今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的命名就可以看出这种荣誉的重要。这座总高828米的全球最高楼从2004年开始建设，耗资200亿美元，内部设有豪华酒店、办公区、公寓、图书馆、健身房甚至清真寺，建设初衷是希望它能够成为迪拜的象征性建筑，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因此它被冠名为“迪拜塔”。然而，大楼尚未建好，迪拜房地产泡沫就骤然破裂，这座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当迪拜接受了阿布扎比100亿美元的贷款后，曾经的“迪拜塔”便更名为“哈利法塔”——“哈利法”正是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从“迪拜塔”到“哈利法塔”，看似名称的转换，其实是空间权力和荣誉的转让。

　　如今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呈现出追求新奇、讲究地标的特色。写字楼有如国际贸易中心、环球贸易中心、财富中心者，是完全开放的纯粹写字楼。名称突出国际化趋势，聚焦经济卖点，号称“中心”以吸引更多的企业租户聚集。而中纺大厦、中服大厦、保利大厦等，则端端正正地报上自家姓名，“大厦”的称呼也突出了独一无二的气势。这种把标签贴上脑门的做法虽然有些类似某些人买名牌一定要配有显眼LOGO标志一样，但独门独户显示出了业主财大气粗的实力。其实，名称只是楼宇的产权归属而非用途，这些财力雄厚的大企业不一定需要使用下属写字楼全部空间，有的则纯粹将建筑写字楼作为投资，楼宇中不乏向公众开放租赁的空间。写字楼大堂里一般立着水牌，通过它，楼层和各层的企业一目了然。这种做法与为整栋写字楼冠名异曲同工。水牌上的公司名称既起到了指示作用，也说明下列空间的归属，不相干者敬请回避。

　　写字楼的楼顶和外立面广告，是象征性权属的又一体现。没有独栋冠名写字楼的企业，通过楼顶广告或外立面条幅、标牌等来取得象征性权属。它也将权属的象征性发挥到了极致——不管是不是写字楼的客户，在该楼内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在楼房外悬挂了广告，整栋写字楼就都成为其形象的一部分。在楼宇广告中，位于北京城市主干道三环东北角的京信大厦可谓最具优势，大厦正对主路的整个外墙是一面巨大的电子广告屏幕，所有驶至三元桥附近的车辆都难逃被其“广告”一番的命运。

　　与空间的租赁、象征性权属的广泛认可同时出现的，是空间身份的产生。在写字楼里，身份与场所相关。写字楼的内部空间有一种标志化的权威属性。职能部门、管理部门各有各的空间，在本部门的空间内具有权威性；到了别的部门，则需尊重其他部门的权力。这是企业顺畅运作的要求。一般来说，职位越高，拥有的空间越大，不过，写字楼前台小姐却例外。作为写字楼的形象代言人，前台小姐往往拥有一个比普通工位宽阔得多的大台面。因为前台小姐是写字楼的形象，她们的相貌是否青春靓丽、气质是否优雅得体、服装是否高档整洁，甚至拥有的空间是否豪华宽敞，都是业主的炫耀性消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道：门客、妻儿、仆役等协助有闲绅士消费他们过剩的财富，形成代理消费。这些人的消费是属于主人的，由此增进的荣誉也是对主人生效的，他们的消费体现主人或保护人的投资。③

　　(二)空间的封闭性

　　封闭空间分三种：一种是主动封闭，即人们由于社会规范、礼仪等原因主动规避的空间；一种是被动封闭，即出于建筑、场所的正常运作、管理等考虑闭锁起来，不允许公众进入的空间。这两种封闭无论出于社会传统、习俗，还是楼宇安全考虑，都属于强制封闭，具有较为清晰可辨的界限，一旦逾越会冒犯公共秩序或民俗习惯；还有一种是象征性封闭，它没有明显的物理分隔或社会规范。

　　写字楼的办公室是主动封闭的空间。在公开租赁的写字楼里，一栋分租或一层共用都很常见。想保持办公环境，做到不被打扰也不打扰他人，需要办公人员主动规避干扰。在这里人们行动目的明确，除非有工作往来，绝少去同楼其他公司。《LADY格调》杂志社位于北京东四十条美惠大厦，由于业务需要，不时有高挑时尚美女进出，引逗得旁边IT公司里的年轻小伙子们心猿意马。虽然频频行注目礼，在工作之余饱饱眼福，却没有人真的过去搭讪，他们遵循着主动封闭的原则。诸多公司位置紧凑，宛如邻里，但写字楼的环境却犹如一堵无形墙壁，将各个公司置于独立世界中。主动型封闭空间代表着社会对人们的规训，也是经济实力和信息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建立起的环境秩序。

　　从建筑工地开始，写字楼中就被划分出一些被动封闭空间，如中控室、电梯机房、空调设备间、货梯等。这些地方以锁闭的门窗为标志，虽然十分隐蔽，却至关重要，与写字楼的正常运作相关。由于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人为控制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强烈，现代化写字楼里的智能管理远远疏离了自然，先进的技术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但有时也可能反噬人类。在电影《生化危机》中，由于病毒泄漏，高度智能化的大楼自行启动应急系统，将受感染变异了的恶魔和正常的工作者都锁闭了起来，大楼内成为传染性变异恶魔追逐、吞噬人类的全封闭屠场……如果电影带来的只是惊险的幻想之旅，那么下面发生在国人身边的真实例子则着实让人心惊。2003年SARS肆虐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写字楼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的中央空调、集中内部循环系统、统一送风通道等，都能为以飞沫形式传播的SARS病菌提供传播到楼宇各个角落的便利。为此，包括国贸大厦、中关村大厦、东方广场、招商局大厦、京惠大厦、国企大厦等在内的诸多甲级写字楼都整层甚至整栋封楼。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字楼封闭空间的防疫能力才受到了重视，华远尚都写字楼配备健康防护系统，左岸公社设计出了低密度高通风项目，SOHO概念也开始流行。但是，直到如今，写字楼内部封闭空间的空气清洁度依然是关注的问题，入冬时分楼内人员轮流感冒的现象并不鲜见。被动封闭空间割裂了楼宇的整体以及人与外界的联系，破坏了自然空间里空气的均衡流动，人因而脆弱得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人员集中、工作性质一致、流程标准单一的场所，写字楼的公共空间没有特别逼仄的地方，但规范的装修和统一的设计却使内部显得压抑。为了打消这种感受，写字楼内部空间大多敞开，采用象征性划分。在建筑格局上也不做具体的户型设计，而是通畅的大开间，一般以隔板、屏风、玻璃等隔断。轻薄的材料为办公环境划分出了象征性的封闭空间和权属范围。在这样的空间里，很难有秘密。写字楼人经常抱怨隐私受挑战：这里无处不是公共领域，连打私人电话都没有机会。办公室人员密集，走廊又因过度空旷导致传声效果极佳，私密话题无可遁形，即便逃进卫生间，也难知隔壁马桶上是否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半开敞工位只能维护有限秘密，要将个人隐私带入写字楼必须很有节制。尽管分隔出的象征性封闭空间非常容易逾越，它们的存在却依然具有不可逾越性：偷窥他人的电脑屏幕，聆听他人的电话对答，主动与他人的客户攀谈都是不恰当的行为。电影《窃听风云》就缘起于写字楼里的偷听。在象征性封闭空间里，窃听的便利和严重后果的对比确实很有戏剧性。象征性封闭是写字楼的独特秩序，无视它的行为就像那则格林童话《蓝胡子》里描写的擅闯“蓝胡子的密室”——虽然闯入十分便利，无所不达的金钥匙就握在手中，但任意使用的结果依然是灾难性的——会使主人成为触犯职场大忌的人民公敌。因此，写字楼内一些封闭空间虽然只有象征性的界限，却绝对不可逾越。

　　(三)空间功能的集约与分割

　　说起写字楼，多数人认为这不过是个办公室集合体；而熟悉写字楼生活的人却知道，它的功能已发展得如此丰富，堪比一座小城市。“集约和分割”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在写字楼空间的功能配置上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办公空间的高度集中衍生了大量人群的消费、生活需求。这群人在文化活动、教育背景、审美取向、消费能力方面相对一致，因此写字楼内的商业、生活配套也带有一致的风格。写字楼追求规模效益，商业形式也力图发掘品牌优势，星巴克、SPR咖啡、7-ELEVEN便利店等几乎已经成为北京时尚写字楼区域的标配。另有一些挑选、购买时间较长甚至需要保持顾客身份私密性的商业也栖身于写字楼，如高档定制时装、造型或摄影工作室等。类似小众定制型产品通过写字楼里相似经济水平与喜好的人们口口相传，成为阶层私享。写字楼的独特环境使它得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型商业场所，它们不仅涵盖了办公、生活、娱乐所需，更有象征阶层身份的商业形式，使得写字楼在物理空间之上，更多了些文化意味。内容的多样化让写字楼空间具有集约化特征，“商住两用”建筑更将全功能、集约化发挥到极致，它甚至打散了人们通常的上下班时间和工作与家庭的概念，“以办公室为家”从过往对劳模的赞誉转换为对当下潮流人士的日常居住工作模式的指代，这一切都与社会大趋势紧密切合。综合一体的办公环境强调便利性，信息化过程将世界变小，技术的发展使需求不断增加，后现代的混搭、杂糅以及内爆等概念，混淆了世界原本清晰的边界，人们对一栋建筑的需求，也从单纯的实用性空间扩展到高大、美观、全功能的综合性空间。

　　这种集约化的写字楼就是詹明信笔下的“超级空间”。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④一书中，他通过对鸿运大饭店建筑风格、功能的讨论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都市。设计者力图使建筑如此完善，以无所不包的最全面的方式示人。它是先进技术和信息的展示地点，打消功能界限，演示一种总括型的庞大的生活方式。它能够涵盖所有意义，是都市集约化的缩影，所以被称为“超级空间”。美国最高的住办合一摩天大楼汉考克中心就是这样的超级空间，它顶部44层是豪华公寓，往下是23层办公室，6层有停车场，5层有购物场所。住家和办公室之间有一层公共空间，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和可以送货到家的超市。理论上，一个人可以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走进汉考克中心，一直到退休那天才走出来。⑤而北京长安街沿线东三环内外，也以一条地下甬道贯穿了几栋高档写字楼，涵盖办公、饮食、居住、购物、休闲等几乎所有功能。同时，外延的外卖、网络、地道等是这种空间的扩张，它们的联手几乎使得空间无所不包。

　　在集约化的写字楼空间里，你可以找到适当的地点饮水、抽烟、进食、休息，维持日常工作所需的功能基本齐备，然而，请注意，这些功能都必须在特定的地方才有。就像一辆火车被分出了餐车车厢、软硬席车厢和无烟车厢一样，写字楼也被划分为一块块功能区。虽然功能众多、应有尽有，但一切行为必须在所配置的特定地点完成，否则就无从着手。从写字楼责权的划分开始，分隔性就流露出端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令写字楼内空间的功能虽然多样，却缺乏全面的整体规划，以至于离开了某功能区，就连一些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例如，写字楼的每个公司里都有打印、复印等设备，上网更是轻而易举，而一旦离开自己所属的公司，在写字楼里需要利用信息环境，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单个公司设备的完善，大多数写字楼未设公共信息服务，这意味着所谓全功能的写字楼即便是满足最基本的办公需求，也是有限制的。在陌生写字楼内，那些提着笔记本寻找无线网络收加急EMAIL的商务人士，全然没有了在自己熟悉环境中的从容。正因这些空间分割过于明确，星巴克之类提供无线上网的咖啡馆才在写字楼群里备受欢迎。虽然通透的外观、内部随意组合的开间，让人感觉写字楼里空间很大；但一个个隔断却完全打碎了空间的整体感，给人以破碎的感觉。众多小办公室里聚集了众多小公司，工作时间各家独立运作、人与人之间互不往来。而上下班时，他们又聚集到早晚高峰的人流中挤着同一列地铁，或是踏入同一家餐厅点同样的菜。这种人与人之间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聚合方式，是写字楼对人们作息和生活的设置。

　　对熟悉写字楼的人来说，在有些空间里，分割化和集约化的共生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聊以自慰的方式。集约化的写字楼区域里通常不止有办公、商业区域，也整合了休闲娱乐场所；然而，空间安排的零散分割又使这种休闲偏离了实质，成为自娱自乐的休闲符号。在潘石屹的招牌作品建外SOHO写字楼群间的小广场上，立着一座规模不大，却很显眼的旋转木马。红色的底座、蓝色的伞盖、金色的镶边……电铃一拉，彩色的马匹就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音乐旋转起来。散步的人在此驻足，约会的人在此见面，旋转木马连同周遭雪白透亮的建筑物一起，形成了公众心目中建外SOHO的标志。木马启动时，整个世界都在简单又轻快的旋律中起伏，它将繁华都市的写字楼空间置换为童年时最渴望的游乐场。旋转木马呼唤着人们未泯的童心，成为写字楼阶层的休闲符号。

　　为获得更高的效率、保存旺盛的精力，写字楼内部一般没有过多装饰，简单划一的内部环境最大限度地在人们视野中淡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忘我地工作。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过劳猝死和不堪精神压力而自杀的现象在写字楼里出现，休闲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旋转木马就是休闲的浓缩表达，它代表着写字楼里暂时性的轻松。北京东三环财富中心的屋顶花园、西单中国银行大堂的竹林，甚至横穿金融街写字楼区域的美食步行街，也都有类似的作用，它们是度假和休闲的标志，人们借由这个符号展开关于休闲和美好生活的幻想。可惜的是，虽然木马令人称赞，但它却很少开动。这座木马安置在开放的小广场上，四周都是高大的建筑。它好像展品一样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写字楼的视野之中。坐在木马上，可能遭到无数双眼睛居高临下俯瞰，它令人想起福柯所说的“全景畅视监狱”中观看和被观看的不对等关系。乘坐木马的人好像环形监狱边缘的囚徒，他们在木马上的一举一动全部被高处一览无余；而写字楼里的人们则能充当监视囚徒的狱卒角色。因此，旋转木马所代表的休闲是一种永不能被实践的、专供写字楼人聊以自慰的符号休闲。

　　强行将工作场所与休闲场所集中的方式使写字楼空间看起来十分丰富，但整体设计的不连贯又导致了空间过渡时的断裂。集约化和分割化不仅是写字楼功能的两个方面，更是整个社会全面整合和极化分隔的大趋势。通过对物理空间的累加和利用，通过以虚拟场景对空间的延伸，人们拥有的空间增加了，接触的信息和人员也更多，写字楼把个人变得强大。然而，地球却逐渐缩小，所谓“地球村”“内爆”等理论，正是对空间功能的整体性和分割性的又一种表达。

　　写字楼是一个时空压缩的地方，传播手段的集中、信息产品的会聚使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地域的界限。网络、视频、电视电话会，无法逾越的三维空间限制渐渐不再成为障碍，借助信息和影像技术，人们仿佛有了乾坤大挪移的本领，可以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在詹明信所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那表意链的断裂，无延续无来龙去脉的意义碎片，正如同北京这二十年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的写字楼景观一般，十分真实，却又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无法深入追究。写字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现代化都市纷纷叠立，它们迅速以主流的态势在都市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绝大多数城市里，写字楼的诞生和发展缺乏根源和传承，仿佛被信息技术凭空移植而来。它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虽然打断了不少城市文化连续缓慢的发展过程，却无形中踏准了现代都市信息化的节拍。对写字楼空间意义的阐释，可以更好地从各个角度认识其复合性特质。通过对写字楼这小小城市一角的研究，可以探究当代社会新都市人群生活、交往方式，以及城市的组织、建设和未来的发展。

　　注释：

　　①[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美]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赖慈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73页。

　　③[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61～64页。

　　④[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⑤[美]詹姆斯·特拉菲尔：《未来城》，赖慈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