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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文学如何现代”，然而这个问题却使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城市”生存，但城市经验本身的“丑陋”却也使之在美学上落入陷阱。因此又有人认为，书写传统的乡村经验会更具美学价值。事实也确实如此，书写城市和乡村不同经验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确实有了不同命运，甚至同一作家因书写不同的经验也遭到了不同的对待。现代城市这种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东西，对于我们民族来说，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体验、认同和接受。

　　以北京为书写对象的王朔是一个例子。作为为数不多、专写城市生活与人物的作家，王朔构造了独特的想象方式，不是通过外化的历史场景与人物故事，来揭示城市的历史变迁、发掘人物的经验世界，他是用设置“对话情境”的方式，来展现人物的价值与观念的冲突。他还勾画了一个生存于体制和意识形态之外而大都又有某个隐性的“特殊身份”的人物群落——过去可能享有某些特权，而现在则是具有可嘲讽旧体制的优越权——他们穿行在时代的文化夹缝中间，成为瓦解或弥合社会与文化等级界限的破坏者或黏合剂。在他的小说中，北京这座城市作为政治载体的功能被大大发挥出来，构成了一幅喜剧杂烩与价值崩毁的寓言图景。这是由旧式的“帝都”所遗传下来的政治无意识与历史无意识，是当代中国人内心经验深处敏感而隐秘的部分。然而，这个意义是要有赖于“解释”的，他的人物的意义与文化内涵并不是“自明”的，暴露于外部的是他们玩世不恭的痞气，是世界观的虚无和语言的粗鄙。这些作为城市人物的外部特征，使王朔同样陷入“美学的泥淖”之中，不断为人诟病。

　　受制于城市本身的政治属性，有关北京的书写多充满意识形态的隐喻，这构成了与“上海书写”不同的特点。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丰富了当代中国城市经验书写的类型与内涵。女作家徐坤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几篇写北京知识界人物的小说（《先锋》、《白话》、《鸟粪》等）中，也充满与王朔近似的语言狂欢和文化暗示，“以颓败表示反抗”，将先锋的精神斗争转化成虚无空洞的装模作样和消费性的靡靡之音，这景象虽不能与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相比，但晦暗的色调与精神隐喻意味大致类似。只是它与一般公众的阅读趣味与理解力相去较远，不易成为通用意义上的公共经验形态，更难成为王朔那样市民式的油嘴滑舌。但从另一意义上说，也许是徐坤式的叙述从道德层面“挽救”了北京书写——它不再像王朔的书写那样充满痞气，同时和时代语境间也具有了更直接的关系。

　　与徐坤关注的精神景观不同，另一更年轻的作家邱华栋，将注意力投向在金钱与财富的洪流中悄然崛起的“新北京”之上。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际化”的新场域，拔地而起的楼群中，穿行的是身份暧昧的人群，他们当中有拉斯蒂涅和于连式的野心家，有混迹于外国人中间的高级妓女，有新买办阶层、时尚掮客、外企的白领丽人，还有骗吃骗喝的江湖混混，但他们都共有一个体面的外表和灯红酒绿、刻意摆阔的生活方式。在他们身后，邱华栋勾画了一幅跨国资本与权力奇怪结合的图景，描画了新一代青年人隐秘的物质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消费狂想。

　　丑陋、变异、阴暗和复杂，构成了“城市现代美学”的基本特性。这一点在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那里便已经很明显。但这可能基于某种隐喻化与心理性的转换。换言之，在日常生活和潜意识场景之间，后者更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优势。90年代以来，一代新人的上海书写正是因为比较迷恋于日常生活与欲望消费的讲述而遭人诟病，当然也同样是因为这一点而引人注意。

　　但“卫慧们”的一夜成名，她们的文学才华并非是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写作无意间应和了当代中国人对城市经验书写的阅读渴求，也应和了“全球化”时代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欲求。其中，上海再次成为一个想象的交叉点和最佳符号。上海在这一代人笔下，变成了一个“当下化”的平面化景观，一个追逐流行时尚、挥霍年轻身体、寻找感官刺激、展现享乐主义与叛逆青春的生动合一的绝佳境地。

　　与北京书写不同，上海叙事的经验并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也不像“春树们”的青春叙述那样“残酷”，上海叙事永远充满日常生活的魔力，派生着优雅的——或者至少不那么粗鄙和丑陋的女性故事，这显示了两座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与精神内涵。某种程度上说，上海也许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经验，它天然的市民性、自由色彩与“阴性”特质使其保有阴柔与温润、水质与感性的美感质地。上海是“单纯”、恒常和每时每刻的，它不断诞生着新的日常的城市讲述者，在“80后”这一代书写者的崛起中，似乎也是“韩寒和张悦然们”的上海占尽先机。这大概是其他城市所艳羡和望尘莫及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北京的城市经验所包含的多样与复杂、敏感与诙谐等多面的美学属性又是上海所不具备的。北京书写在美学上的某种“劣势”，也许更具象征意义，它形象地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中的巨大痛楚，但其中所暗含的文化寓意与经验的丰富性也是最值得挖掘的。（作者：张清华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