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詹福瑞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具有阶段性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服务于等级统治，且压抑个性和民主的；只有具有超越时代、族群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才有承传的价值和意义。要防止那种不含任何思想价值判断的纯技术化操作倾向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把假恶丑当成了美德、把专制当成了民主、把戕灭人性视为济世良药的可能性。许建平提出，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纠正天人对立的思想，以天地大爱品格接纳先进的人本主义，用重义轻利的乐道精神净化拜金主义，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吸纳创新冒险精神，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进步政治理念改革农耕社会遗留的陈旧思想和体制模式，防止自流选择而造成的专制主义死魂复燃与拜物主义、疯狂占有欲沆瀣一气。鲁品越认为，文化扎根于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而回荡于人与人的“主体际”之中，形成了把人们内心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纽带与精神性血脉。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外部载体而形成的无数这样的纽带与血脉的交织，形成了我们所称的“文化空间”。当代文化的转型包括人类主体精神内涵及其物质载体的转型，后者包括文化产品的转型、物质生活消费品文化的“创意化”转型，共享领域社会文化的“景观化”转型，以及从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高宣扬认为，长期主导西方文化创造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促进了当代科技主义的功利性倾向，已成为当代全球危机的主要病灶。只有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重视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和谐传统，才有可能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关 键 词】文化空间 农耕文化 工业文化 新人文

　　【编者按】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如何在转型期建构起本固质新的文化空间，完成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再生，使之成为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已成为当代人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对此，本期特组织四篇文章专题讨论，希望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主流媒体对传播传统文化的高调介入，以及文化界兴起的诸如读经、祭孔以及儒学大会等振兴传统文化的活动①，本来是冷门的传统文化一时间又“热”了起来。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也关系到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化解社会危机，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

　　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人的生活，原本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文化本来就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其滔滔河水中，既有来自源头的水，也有流经各阶段的水——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有其连续性的。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继承其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再发展新的文化。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如何继承和发展的老话题。

　　文化既有其连续性，亦有其阶段性。作为阶段性的文化，必然决定于其所在的社会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主流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经历过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等几个阶段。就社会制度而言，也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文化内涵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而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因此封建文化占有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封建文化就其组成而言，当然包括了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等几个部分，但是其文化的主体则是帝王文化和士大夫文化。这样的文化，不乏精华。如儒家的大济天下功业情怀、重视高尚人格的内修精神，道家的反对人性异化、追求自然人性和精神自由的思想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过，从本质上看，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却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

　　如果作认真而细致的分析，当今一些人所提倡的“四书五经”，实则也充分代表了封建专制思想的权力话语。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话题，往往含蕴着很深刻的封建专制内涵。例如，“天人合一”思想的本义并非要人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是论证君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②；“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③。即人世的一切皆是仿天而来，社会伦理亦然；君权神授，皇帝号称“天子”，皇帝的统治是神圣的合理的，一般的平民不能挑战他的权威。当然，“天人合一”思想中也有约制皇权的内容，皇帝和大臣要循道而行，循道则治，不循道则乱。故帝王之道是立教化而正万民，正万民方能正四方，正四方才能风调雨顺。西汉时董仲舒向汉武帝所献的“天人三策”，集中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它总体上还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又如，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亦承接了“天人合一”思想而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⑤。强调的是臣子的修养，本质上是引导臣子不偏激，不越位，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顺民，做一个谁也不得罪的和事佬。对于君王来说，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性格，再好不过的粹中品德。然而，也正是这种臣子的性格，使封建专制有了万代铁筑的基业，再怎么腐朽，再怎么衰败，也能维系其统治。这就是徐炳昶所批评的“惰性”，鲁迅所批评的“卑怯”。所以，鲁迅说：“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⑥其言虽出于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但仍可以说明此说对于中国人健全人格形成的负面影响。

　　其实，古代所讲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也都是建立在封建伦理基础之上，并且服务于其等级统治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盲目地倡导它，往往是祭起封建专制思想的还魂幡，很容易带人进入歧路。例如，古人所讲的“忠”，并非普适天下的诚信；“为人谋而不忠乎”⑦，孔子这里所讲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专指臣子所侍奉的主人。至于“孝”，当然对当今促进家庭邻里和睦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古人说的孝也并非只是孝敬父母那么简单，它包含了“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⑧的纲常规定。所以，今人教儿童读《弟子规》、读《孝经》，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能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岂不可疑。再如，“节”自然可以反映古代士人重气节的好传统，但是其中死于君、死于亲的愚忠愚孝，就不值得提倡；而“义”者，宜也，也是指按照封建的礼节行事，如管子所说，无违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所以，离开三纲五常去讲仁义礼智信，去讲忠孝节义，不仅于其义不得要领，而且很容易把封建的糟粕当做精华兜售出去。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自有其偏激之处。如鲁迅就明确表态，要青年人少看甚或不看中国书⑨。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如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来自封建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看到它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才奋起批判，清除它的不良影响的。在鲁迅写的《狂人日记》中，“狂人”翻遍了中国书，从字缝里看到的只是两个字：“吃人”。这实际上是对封建文化的强烈控诉，控诉它对人性的泯灭。这也点到了封建文化的死穴。从总体上看，传统文化是强调集权，而缺少民主思想；重视社会群体意识，而忽视人的个性；惯于服从，而很少异端。这些都是今人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不能不察的。

　　二

　　进入新的时代，继承传统文化意味着：有鉴别，有选择，有承传，有批判，不能囫囵吞枣，有用无用整个吞咽下去。

　　对待传统文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清理。所谓清理，包含着两个意思：其一是整理。即整理这些传世的文献，对其进行辑佚、标点、校注，以供研究、传播之用。古籍整理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使这些文献得以保存并流传下去，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文献，都在整理的范围之内。当然，整理的另外目的是为了使用，或供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或供读者阅读。因此，也会因社会所需而分出整理的先后，那些传世的经典自然应该优先整理。其二是甄别。即对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和审美价值作出甄别，要确切解释其原始含义，并且作出价值判断——这些作品中，哪些属于中华文明的成果，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具有超越时代、族群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哪些则带有明显的封建专制属性，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不是促进而是阻滞作用。尤其是对《论语》《庄子》《孟子》等影响深远的经典，更应该做深入细致的分析。既要看到它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奠基作用，看到这些经典在建立社会秩序、人的自我完善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同时还要指出这些经典所具有的局限，它们的落后性，特别是它们与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民主化进程的不相适应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研究传统文化摒弃了过去功利化的研究倾向，使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趋于独立，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一种倾向又掩盖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产生了严重脱离现实、脱离人生的纯技术化操作倾向。对研究的对象不做任何价值评判，看似公允，实则丢掉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现在的学术研究，其目的越来越多元，不含任何思想价值判断的研究也有其存在的空间，而且也不必非要所有的研究都关乎社会人生，正所谓研究本身即是目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否值得提倡，就费人三思。假如这样的研究逐渐占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那么就令人忧虑。再假设在我们的研究中，把假恶丑当成了美德，把专制当成了民主，把戕灭人性视为济世良药，那就与整理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更是南辕北辙了。

　　传统文化一般都是精华和糟粕杂糅的，这就要求研究和整理者要做好剥离和阐释工作。要把有价值的思想内涵从作品中剥离出来，并进一步加以阐释。传统文化的内容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即使是经典，当然是有价值的成分多，但是也包含许多无价值或不再适应当今社会的内容。有的作品从总体上看，多是缺少价值的，但也会有少许的有价值的内容。所以，我们既不能毫无分析地全盘接受之，也不能把脏水和孩子都泼了出去。要善于做精华与糟粕的剥离工作。在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中，内容阐释颇为重要。阐释不是照搬原义，而是在尊重文本内容的基础之上，再做解释与阐发，甚至改造。中国古代注释经典，就有这样的传统，即根据自己的理解与现实的需要来重新阐释经典。比如，魏晋时期郭象根据当时士人生存的需要，整合儒道两家思想，重新阐释《庄子》，创造了“自性”、“独化”说。其后代许多士人所理解的《庄子》，就是郭象改造过的《庄子》。历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也是如此，故古代有“我注六经”之说。其实，当代学术界对“天人合一”等理念的研究，就做了大量的重新阐释，剥离掉其论证君权天授的内核，来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赋予了古典以新义。当然必须讲清楚，哪些是传统文化中固有之义，哪些是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启示。更不能为了新义而有意掩饰其原义中所含有的维护封建政权统治的内容。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血脉根基。然而，这份遗产既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瑰宝，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持正态度应该是既要敬重、珍视，又要慎重分析消化。如此，才有可能使其既代代相传，又成为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宝贵遗产，成为培养国民健全人格的有益营养。

　　【注释】

　　①在文化界，2004年《南方周末》有围绕儿童读经的讨论，“2004文化高峰论坛”发表有《甲申文化宣言》，足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高调回归以及围绕传统文化的热议。

　　②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④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⑥鲁迅：《华盖集·通讯》，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⑦《论语》卷一，何晏“集解”。

　　⑧齐东野人：《艳史》卷一，明人瑞堂刊本。

　　⑨详见《京报副刊》，第26号，1925-01-04。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