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詹福瑞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具有阶段性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服务于等级统治，且压抑个性和民主的；只有具有超越时代、族群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才有承传的价值和意义。要防止那种不含任何思想价值判断的纯技术化操作倾向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把假恶丑当成了美德、把专制当成了民主、把戕灭人性视为济世良药的可能性。许建平提出，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纠正天人对立的思想，以天地大爱品格接纳先进的人本主义，用重义轻利的乐道精神净化拜金主义，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吸纳创新冒险精神，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进步政治理念改革农耕社会遗留的陈旧思想和体制模式，防止自流选择而造成的专制主义死魂复燃与拜物主义、疯狂占有欲沆瀣一气。鲁品越认为，文化扎根于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而回荡于人与人的“主体际”之中，形成了把人们内心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纽带与精神性血脉。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外部载体而形成的无数这样的纽带与血脉的交织，形成了我们所称的“文化空间”。当代文化的转型包括人类主体精神内涵及其物质载体的转型，后者包括文化产品的转型、物质生活消费品文化的“创意化”转型，共享领域社会文化的“景观化”转型，以及从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高宣扬认为，长期主导西方文化创造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促进了当代科技主义的功利性倾向，已成为当代全球危机的主要病灶。只有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重视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和谐传统，才有可能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关 键 词】文化空间 农耕文化 工业文化 新人文

　　【编者按】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如何在转型期建构起本固质新的文化空间，完成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再生，使之成为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已成为当代人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对此，本期特组织四篇文章专题讨论，希望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社会现象。人的主体精神一旦通过某种客观载体——声音、文字、器物、书籍、艺术品、表演等等——表达出来，并且成为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媒介(包括纵向的历史传递与横向的空间交流)时，便形成了社会文化。因此，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精神世界通过物质化载体而得到的社会化表现形态。它扎根于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而回荡于人与人的“主体际”之中。正因如此，它形成了把人们内心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纽带与精神性血脉。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外部载体而形成的无数这样的纽带与血脉的交织，形成了我们所称的“文化空间”。这样的文化空间结构自然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活生生的人类主体精神的内涵，二是承载着这种精神内涵的贯穿于人们之间的活生生的物化载体。没有贯穿于人们之间的活生生的物化载体，文化就会封闭于每个人的主体精神之内而无法外达，因而无法达于他人内心世界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沟通，也就无法形成文化。相反，如果仅有物质化载体而没有人类主体精神内涵，文化载体就失去其内在灵魂，其蕴涵于文化载体中的精神意义就无法得到解读、破译与共鸣，从而产生不出社会精神交流的结果。随着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工业社会转型，从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集约型和生态型生产方式转型，中国社会中文化空间的转型自然也在人类主体精神内涵和承载这种精神的物质载体这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在转型中构建当代文化新的空间，就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一

　　人类主体精神内涵的转型，这是文化空间的灵魂。人类主体精神虽然在个体生命内部存在，但其内涵却是社会性的。没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性内在联系，孤立的个体不会有文化，也就没有作为文化灵魂的个人主体精神内涵。人类个体原本只有本能的生命冲动，而在后天的社会关系中逐步生成了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心理空间——日益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这是个体精神对社会存在的映现。而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们，通过实践交往而发生主体精神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创造，并在共同的集体活动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质，也即该社会集体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社会总体性”在文化上的表现。每个个体分享和认同这个集体的文化特质，其最集中的表现是文化的民族性，其成为我们社会共同的道德行为准则与国家集体意志的根基。

　　中国在农耕社会的封建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基于血缘伦理情感的道德准则和维护大国统一的爱国观念，以及扎根于兹的将人伦关系赋予自然宇宙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由近现代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也经过岁月的锤炼而注入到民族文化之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文化随着其文化载体汹涌而至，由此造成中国当代文化领域中的冲突与挑战。这种文化冲突有可能使中国固有文化特质发生动摇，而新的共同认可的文化特质尚未形成，造成文化失范——它既可能表现为集体意志的消解，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冲突。这是必须防范的转型时代的文化危机。所以，转型时代在文化内涵建设上，首要任务是要逐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具有民族特征的新文化特质，使其成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与认同的价值准则，以作为社会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的合法性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新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中国文化之根决不能断裂。文化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民族的符号和血脉，是社会集体生命的根基，决不能从所谓“科学”和“现代”意义上嘲笑与全面清算。实际上，建立了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的西方人仍然没有废除《圣经》与基督教，因为那是其文化之根。一旦失去文化特质，中国社会将成一盘散沙，文化上的“忘国”才是根本意义上的“亡国”。

　　而在另一方面，在此大前提下应当允许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共认价值标准前提下形成各种“小众文化”，用丰富多样的文化满足具有不同文化偏好的不同群体的文化需要。中国有13亿人口，占有极小比例的“小众文化”就会拥有大量的人口。因此，转型时代的中国应当提倡为数众多的“小众文化”，由此在文化内容上倍增式地开拓出新的文化空间。

　　二

　　人们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命凝结在这些文化作品之中。社会文化是这些文化作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而这个消费过程，就是社会成员相互解读、破译和领悟蕴涵于文化产品中的主体精神内涵的过程。这样一来，人类的心理空间就被展现出来，使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人工物质世界真正成为一本打开了的书本，展示着人类的心理世界，由此成为文化的社会空间——将无数人的心理世界的无限多样的情感、意志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空间，并由此产生社会的冲突与共鸣，在冲突与共鸣中不断创造、产生出新的文化及其表达空间，形成生生不息、不断在流动中生成和发展的文化世界。

　　文化空间是通过文化载体的生产而不断扩张的。这种作为文化的社会物质载体的具体形式在当今转型时代首先表现为由市场文化产品建立的文化空间的转型。市场文化产品是专门承载文化的产品，提供文化服务是其唯一的功能。在市场文化产品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直接以物质形式生产出来，并且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由此形成各种书籍、绘画、游戏、艺术表演等等。这种文化产品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在近代社会其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如电影、动漫、唱片等等。而在当代转型时代，市场文化产品的形态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在社会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而且越来越与分布全球的资本网络与营销网络相联系，借此向全球扩张其文化空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好莱坞高成本制作的影片与互联网营销的文化产品。这些影片的高票房收入，实际上是文化空间在货币数量上的局部反映。美国的制片者们在把全世界人口袋里的钞票收入囊中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文化观念开拓了文化空间，将其输入到全世界人的头脑之中。因此，当代国际竞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文化空间的竞争——这就是所谓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实质所在。中国文化空间的生产应当适应转型时代的这种要求，用体现着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产品通过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作为先导，开拓覆盖全球的文化空间网络。

　　其次，表现为个人物质生活消费品中蕴涵的文化空间及其“创意化”转型。这是社会文化向私人物质生产领域的渗透，它通过视觉效应与各种其他感官效应开拓人们之间的伦理情感，从而开拓出的文化空间。人们的衣食住行本来都是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活动，由此产生了物质生活的经济空间，物质产品是其中的基本载体和媒介。然而，由于物质需求的有限性，这种经济空间很快就被资本所充塞。社会文化则使这些本来只是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打下文化的印记和符码，承载着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的职能，从而使这些物质产品“文化”化了。以“饼”为例，它本来只是满足口感与体能需要的食物，但是打上民族历史的文化符码之后就成为“中秋月饼”；在中秋月饼上印上爱恋者的名字与祝福，就打上人们之间的个性化的伦理关系符号，由此成为文化产品。诸如此类的活动使人们生存于伦理情感之中，于是以原有物质产品为载体，将文化叠加其上而生产出新的经济空间。在转型时代，私人消费品正在日益向文化产品过渡，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日益增长，由此产生了正在日渐兴起的“创意产业”，其主要任务是使物质生活“文化化”，使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附加于物质产品的消费之上。

　　再次，表现为共享领域社会文化的“景观化”转型。英国学者德波(Guy Debord)在其名著《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主导的社会中，生命呈现为景观的浩瀚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事物被退缩为一种表象。”①商品从整个的“物”退缩为视觉表象以呈现在大众面前，于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以“物”为媒介转变为以“景观”为媒介，由此创造出景观化的经济空间。“商品的‘物’性被商品本身的‘表现’即景观所替代，原来表现为‘物’的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被屏幕上的影像所中介，商品从其‘物’的规定中抽离出来，商品的影像统治了一切，这就是景观社会。”②于是，文化观念的“物质载体”被“景观载体”或“影像载体”所取代，这是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载体的转型。“视觉化”或“景观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私人消费品正在向公共领域消费方式转型，因为物质性消费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一个苹果不能多人分享。但是，一旦“视觉化”、“景观化”之后，便具有了公共领域的共享性。例如，人们可以共享“苹果”公司的照片；又如，公共电视、观光旅游、互联网视频等等。德波虽然敏锐地把握了当代生活方式的这一转型，但他只看到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商品与公共景观之所以从“物”的媒介向“景观”媒介转型，是因为人们的消费对象从“物质”向“文化”的转型。对于物质世界的“文化化”，也即将某种文化观念赋予物质载体之中是这种转型的核心与关键，否则得到的“景观”和“影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正是文化向物质载体的渗透，导致人们的消费对象从“物”转向“景观”；于是，经济空间也从“由物的媒介与流动”所生成的空间向由“景观的媒介与流动”所生成的空间转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然与人文景观一旦被赋予某种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载体，便会生成为文化空间。

　　最后，表现为“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文化空间本来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精神性的内在联系过程所生成的，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内在联系主要是靠单向过程进行的：由文化创作者将其文化观念载于物质或影像载体中，然后由文化消费者来解读与体验，由此形成了“单向文化空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文化创造力的提升，这种单向文化正在被互动式文化所取代：消费者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创造过程中，从而在创造中体现文化的乐趣，由此创造着“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它使文化空间的容量倍增，而且促使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出现在人们身边的卡拉OK，以文化消费为目的的农家乐，互联网上文化产品的相互展示等等，正是这种文化空间的萌芽。这方面的发展现在还只是初现端倪，具有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

　　【注释】

　　①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English Translated by Ken Knabb, Rebel Press, London, 1992, p7.

　　②仰海峰：《德波与景观社会批判》，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10)。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